在全球智库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无疑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它在TTCSP的全球智库综合排名中已经连续多年蝉联榜首。那么，布鲁金斯学会何以能在全球智库界独领风骚呢？
一、悠久的历史
布鲁金斯学会不是智库界的“暴发户”，而是家世深厚的“贵族”。它多年来一直雄踞全球智库之首，与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有着重要的关系。笔者2017年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学习智库研究方法时，曾就“布鲁金斯学会何以成为世界第一智库”这个问题请教过多位前来授课的美国资深智库专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其“历史悠久”作为第一原因。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3月，2016年度过了百年华诞。其实，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一百年的历史并不算多么漫长，但是在全球7815家现代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却最为悠久，堪称现代智库的开山鼻祖。
20世纪初，在美国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和思潮，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来自密苏里州最大城市圣路易斯市的企业家、慈善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了更有效地反对和遏止政府的贪婪和腐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1916年3月，他和其他8位来自企业界、法律界和银行业的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政府研究所”。1922年和1924年，他又分别创建了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并于1927年将这3个机构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悠久的历史根基，形成了布鲁金斯学会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它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动力。
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虽然贵为世界第一智库，在国内外智库界风光无限，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在影响力方面仍将会保持世界第一智库的地位，并在现有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改革，进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在布鲁金斯学会百年庆典时有关负责人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会董事会联合主席约翰·桑顿和大卫·罗宾斯坦、时任学会总裁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等人都表示，布鲁金斯学会未来将在秉承其百年荣耀的基础上，继续高举“高品质、独立性、影响力”的大旗，通过对美国和全球重大问题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及其有效传播，在智库界继续领跑。
二、独特的组织结构
智库要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在智库人员素质，或者说成果产出能力和水平等因素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规模往往会成为决定智库影响力大小的决定因素，即数量决定质量。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今，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是全美规模最大的智库，在TTCSP评选出的2017年全球10大最顶级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也是规模最大的。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官网提供的信息，它目前拥有超过388位权威专家，从事着28个研究项目，提供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
有了一定的人员规模，就必须有合适的组织结构。相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布鲁金斯学会的组织结构比较独特。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领导，董事会的61名成员都是知名企业家、银行家和学者。学会设有总裁1名，副总裁9名。组织结构的设置反映了学会的研究全貌与特色，组织结构的调整也体现了学会研究重点与研究领域的演进过程。创立之初，布鲁金斯学会由3个研究所合并而来，研究领域依据政治和经济两大学科进行划分，机构设置与研究领域相统一。随着世界形势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国际国内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也开始根据新的变化调整组织结构与研究范围，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形成了研究部、研究中心、研究项目3个由高到低的矩阵式层级组织运行机制。但是，研究部、研究中心以及研究项目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的启动与关闭也会根据世界时事演变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与协调。学会目前拥有5个研究部、15个政策研究中心、3个海外研究中心，以及28个研究项目。在内部管理上，研究部、研究中心和研究课题之间没有固定的隶属关系，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研究而运转，以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工作目标。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设置有财务部、运营部、对外联络部、管理培训、出版社等部门，其日常工作都是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支持和服务。
三、全方位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对现代智库的最基本要求，每一个智库都会将独立性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顶级智库的代表，一直把“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作为一以贯之的信条和灵魂，认为这是自己拥有全球信誉度的核心所在。在这三大核心价值中，又以“独立性”最为核心和关键，也因此最为学会所珍视。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认为，任何一个智库的声誉，都和它的独立性密切相关。独立性包含了几个方面。首先是思想的独立。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以开放的思维来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获得结论。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环境中，独立性也意味着学者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党派机构的成员。布鲁金斯学会强调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学者的独立性和财政独立。每一个学者不应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势力影响，应避免政治偏见，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研究得出客观的结论。布鲁金斯学会作为机构不能持有政治立场，但学者本身可以持有政治立场，不过，这些学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绝对不能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表现出来，甚至不能以学会的名义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大选年，学会的学者不得以学会名义、不得利用学会资源、不得在上班时间给某一党派候选人助选或提供咨询服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许多人认为布鲁金斯学会比较亲民主党，但事实上也会有共和党的干将到布鲁金斯学会做总裁，比如现任董事会主席兼中国研究中心约翰·桑顿及前任总裁就是共和党人。在财政独立方面，布鲁金斯学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其运作资金来自于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款及出版物收入等，由学会财务部门专门管理，并在其官网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公众监督。
四、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一定的经费保障，是智库能够成功运行的基本保证条件。智库虽然有官方、民间和大学依附型等类型之分，但它们的经费来源一般都是多渠道、多样化的。国外智库的资金收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渠道：一是非政府资助，主要是指私人、基金会、企业自愿给予智库的经济支持，它一般是智库主要资金来源，所占比重最大；二是政府财政资助，接受这种资金来源的主要是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三是合同收入，营利性智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此；四是原有资金的增值；五是出版所得。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年报（2017）》提供的数据，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学会全部业务收入（11733.6万美元）中，投资收入1534.2万元，占全部收入的13.1%；捐赠收入9684.4万元，占全部收入的82.5%；项目服务收入42万元，占学会全部收入的0.36%；设施租赁及其他收入300.5万元，占学会全部收入的2.6%。可见，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来源虽然非常广泛，但捐赠收入占了全部收入的绝大部分。在捐赠者中，大企业、基金会及私人捐助所占的比例最大。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哈钦斯家族基金会、摩根大通公司、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等都在捐赠榜上名列前茅。也有数量不少的捐赠是来自政府，但主要是一些外国政府，如卡塔尔、挪威、澳大利亚、阿联酋、丹麦、英国等。对布鲁金斯学会来说，大量接受政府捐款，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情况。除了捐赠收入，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是自有基金收入，占到了学会全部收入的11%。对布鲁金斯学会来说，这是一笔重要的稳定收入。
五、完善的传播途径
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获得，则要依靠有效的传播。因此，智库不仅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要有完善的传播途径，以便及时地把智库专家及其成果成功地宣传推广出去。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多年占据世界第一智库的宝座，与其非常重视传播，具有丰富完善的传播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注重网站建设，将其视为对外传播的首选工具。2016年夏天，布鲁金斯学会启动了新网站（Brookings.edu）。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访客浏览学会官网页面的平均时间增长了156%。在世界各大智库网站中，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总网页数以数倍的优势超越其他网站，而且该网站的其他指标也在评比中遥遥领先。
在新媒体、自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布鲁金斯学会对报刊、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仍然给予高度重视。它与美国及全球的主流媒体都有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报纸上很难有一天完全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的采访，主要电台、电视台也很难有一天看不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名字。
使用多种传播手段、借助各类媒体平台推广和传播学会的研究成果，正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发展与舆论传播的新形态。据统计，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布鲁金斯学会的照片墙用户增加了49%，领英用户增长了30%，脸书用户增长了37%，推特用户增长了27%，向外发送了550万份电子邮件通讯，在各网站发布消息320万条。
布鲁金斯学会经常召开大大小小的各种讨论会、报告会、讲座和答谢午宴等活动，邀请相关专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等参加。据统计，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它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11场活动，参加者达24164人。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每年出版40部左右的专著，同时，还出版《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文集》等期刊。随着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布鲁金斯出版社的运行模式正在向数字作品转型。另外，学会还办有《布鲁金斯学会通讯》，以纸质和电子版的形式免费向国内外读者赠送。
六、良性的人员流动机制
智库人员与政府官员的频繁交流任职，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旋转门”机制。特别是在总统换届之年，这一特点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最老牌而且最大牌的智库，历来是卸任后的政府官员趋之若鹜的学术殿堂，也是新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大量招募人才的蓄水池。据统计，从1945年杜鲁门政府上台到21世纪初，美国各届政府任命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担任政府高官达70多名。如此典型的“旋转门”现象是布鲁金斯学会最为骄傲，也是其能够吸引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加盟学会的原动力，更是学会数年来能够始终在众多智库中独占鳌头的重要因素。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高管许多都曾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在现任总裁和9名副总裁中，至少有6人曾在美国政府、军队或国会任职。例如，总裁约翰·卢瑟福·艾伦就曾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也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和驻阿富汗美军前指挥官。前任高管中，也大多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例如，2002—2017年担任学会总裁的斯特罗布S·塔尔博特就曾担任过国务卿特别顾问、副国务卿、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现有著名学者中，曾担任过政府或企业高管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例如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布坎南，前美联储副主席科恩、里夫林和布林德，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弗曼和贝利，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布莱克、香博和斯多克等。
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智库，归根结底，靠的是其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创造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影响。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组织结构、全方位的独立性、多元化的经费来源、完善的传播途径和良性的人员流动机制等，为其研究者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正如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智库的成功首先都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专家的实力。”由于拥有顶尖的、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人员不受资金、指标等外部环境的干扰，使得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百年历史上，产生了太多太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建立，为放松管制政策、税制改革政策、福利改革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