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李少群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地域文化与文学”学科带头人在省级和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6部，主编和撰写文学史、作家论等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第1位）1次，一等奖（2/2）1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2次。科研成果被《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学年鉴》《博览群书》《人民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多家报刊给予介绍评论，或摘要与转载，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和良好的反响。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有西方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文化史上，女人均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又具有女性自身的独特性征。她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的主宰集团( 意指社会历史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主导方面，如男性中心、宗法观念、封建势力等) 的圈子既相互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所包容，有一部分则会溢出这重合的圈迹之外。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和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①。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经典理论还阐明了，正是这些未被主流传统完全包容的部分，含有不易为世间所了解的女性生活领域，如其丰富的感性生活经验或形而上的偶像模式等。所以，有史以来在女性一定自主意识上产生的女性文学，往往便成为一种“双声话语”，其中表达的是“主宰”的故事和隐含的“失声”的故事。女性文本即由此体现了“失声”和“主宰”的双重的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的漫长年代里，广大妇女一直被排斥和隔绝于社会主流政治、经济等生活和活动之外。在根深蒂固、网织严密的父权制—男性话语的权力语序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自身不具备完全摆脱父系制标准及其权力象征系统的途径。故而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意义上，女性只能在认同和趋从于主宰集团或主流文化整体目标的过程中，去冲决沉默的边缘地带和文化罗网，以获得并建构性别话语权力。对本身即产生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人的发现”、“女人的发现”共存的现代女性文学来说，这一规律性特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则更显现了其独有的特点。即现代女作家们将高亢的女性群体之声，积极汇入了新文学革命、社会改革直至民主革命的大潮中，突破封建传统樊篱，树立了社会新女性的主体形象; 同时她们又以游离、挑战于主流文化的“性别”言说，去深入表达女性的身心体验，表现女性在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新文化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真实处境与心声。女性写作的这种“双声话语”特征，独特的思维存在形式，深化着女作家们的自我认知和审美建构，以其向男性中心文化及传统美学概念的消解和冲击，促使人们对固有文化秩序进行重新审视，也开启了解构与重建传统性别文化的文学历史行程。
一、“人”的意识与性别主体确立
五四文化精神直接指向了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从而包含了巨大的人性内容。现代女作家们在这一重大历史契机下，实现了作为“人”的意识和性别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叛逆传统和社会改革的时代大潮，同时开始了女性主体精神的自我塑造与追寻。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伊始，即勇于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的丑陋和罪恶，指陈社会弊端，刻画被压迫者的不幸，描写旧伦理制度带给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深重痛苦，张扬民主人权，探索儿童公益等。同时注重了自我的内在观照和纯粹个体经验的倾诉。如冰心的《超人》、《两个家庭》，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冯沅君的《旅行》、《隔绝》，凌叔华的《绣枕》、《酒后》，石评梅的《墓畔哀歌》等作品，将女性与旧意识抗争过程中的激愤与失落、幻灭与挣扎，以及辗转纠结于现代与传统、个性需求与伦理亲情的两相悖难中的复杂心态，均表现得深切动人。其中多数采取的日记体和书信体等自叙传式的写作形式，则显示了女性经验样式的自主选择。从以上新文学初期女性写作的特点可以看出，在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背景下，随着女性生命意识的焕发，女作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时代话语现象，其本身便含蕴了深受社会文化制扼的中国女性“人的解放”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内容。而其反对封建禁锢的主题中，对男权制的文化模式和传统意识予以决裂和驳难，在其原初意义上，即是据于性别立场的被压抑的女性对于“他者”即统治性别的一种疏离与颠覆。因此在新文化运动进程中，尽管这一批判从理论到实践，首先为一些男性启蒙家、文学家所倡导和实行，但从其文化属性和女性自我精神拯救的目的而言，它势必要在女性意识内部得以实现。对此，女性写作实践进而多表现为基于女性本体意义和女性话语指向下的文化观照和文化批判。如沉樱的小说《喜宴之后》，丁玲的《阿毛姑娘》，白薇的诗剧《琳丽》、剧本《打出幽灵塔》，梅娘的《蟹》，肖红、苏青的一些作品等等，都以现实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为探察的出发点，着重表述了时代女性在追求自由平等和爱情生活中痛楚、迷惘的生命体验，尖锐地揭示和谴责了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及其对妇女身心的控制与伤害。旧的传统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加诸于知识女性的压力，也被冰心在其散文集《关于女人》中给予了
描述。她以感喟的笔触，指责了传统意识下男性对妇女发展才华所采取的不合作与无形压抑的态度。
积极争取和恢复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主体性地位和人格尊严，女性文学的性别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作品中塑造的新女性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婚姻主体意识，还呈现在与女性自我更紧密关联的情爱主体意识和身体主体意识，见证了现代女性独立的生命价值判断和精神成长。
女性长期的全面遭受压抑的历史，最早是从女性身体、女性自然本能的被压抑而开始的。父权制社会的文化设定，构成了等级制的性别关系模式，对女性形成了诸如“依附、阴柔、卑弱、被动”等一系列的客体性角色行为定位。新文化运动时周作人也指出过，对妇女而言，佛教道教的不净观之为害尤甚———是“永劫的苦难” ②。久而久之，这些无处不在的观念形态，迫使女性感觉并认同了自身属于卑微的、不洁的存在，进而不能也不敢言及自己的身体权利，性爱意识也同样被紧紧地关闭着。在这样的历史实质中，女性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正像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指出的，“这身体———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抑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抑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 ③。当女性的心理现实中对男性崇拜的神话被打破，女性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包括不必再必须经由男性、或由男性起类似安全阀作用的情形下进行有关性爱意识和自我身体的描写和表述，便成为女性从生命内部实现主体回归———人的本体塑造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表现了女性性爱意识与身体主体意识的代表性作品中，冯沅君的《旅行》，是现代史上第一篇女性勇敢地袒言自己的情爱欲求、描述两性相爱中人体之美的小说。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拒绝和唾弃一切封建束缚，与外界起着激烈的内心冲突的莎菲形象，在她身上最令人难忘的特质，是她那要在矛盾、撕裂的爱欲之中全面感知自己，感知自身全部血肉之躯的强烈渴望。而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和丁玲的《暑假中》、《岁暮》等小说，都记述了女性的同性恋或者带有同性恋倾向的故事。这从文化成因上看，其中既有女性在身心封闭的成长期寻求同性沟通、支持，从同类中找回“自我”的女性传统的因素，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试图以性爱取向和身体的自主选择，去表达对传统秩序、男性世界的彻底否定和疏离。这与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着天然的契合。这一理论还区分了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不同的文化指向，强调指出女同性恋写作的实质是一种抵抗男权制压迫的策略。在梅娘富有都市生活气息的《动手术之前》、《蚌》、《鱼》等小说里，突出地表现了女人的身体已不再是令她自己深感危险、不安和内疚的对象，而是有着神圣尊严的生命权利的自身，蕴蓄和散发着青春勃郁的生命活力。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雨夜》，写了美丽的女人在暴风雨之夜对自己曼妙身体的反复欣赏。女性在这里既为主体又为客体，作品通过主人公迷恋、赞美自己身体的心理活动，肯定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豪和掌控，也暗喻了对自身潜在力量的探测与认识。只有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躯体，女性才能自己拥有自己。这一具有女性自我解放深刻文化含义、在当今亦属前卫的女性身体主体意识观念，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女性写作中已有清晰的凸显。
二、女性立场和性别审美建构
在新文化语境下，女作家群体是从对男性中心世界的介入和突围两方面来展开其挑战性的文学行为的。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同时，立足女性立场、坚持性别反思和性别抗争的写作姿态，以女性审视视角和艺术创造形式，对固有的、先于个人而存在的男权话语体系给予突破和拆解，从而达成了一种指向文化批判的性别文学的审美维度。
对以反对性别歧视、强调两性平等为中心的女性立场的注重与坚守，是女性写作及其审美建构的文化前提与核心要素。可以说，在国家民族的叙事语汇中，突出立足于女性立场的性别视角，并由此拓展出冲越男性主宰疆界的文学形态，是现代女性写作的一个最鲜明强烈的特点。
丁玲自30 年代起开始描写表现社会革命主题的作品，但对封建意识秉持女性视角的高度敏锐和抗逆的特质，使她积极关注女性在政治和战争环境中的生命体验和个体处境，尤其是在战争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命运，产生了《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著名女性主义作品。《三八节有感》针对延安革命女性当时恋爱、婚育、身体状态、家庭与工作等方面的现实处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呼吁改善妇女社会地位。这篇杂文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探讨女性问题的标志性作品，是抨击男女不平等观念体制、拷问社会改革文明进程的文化檄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则对男权文化的贞操节烈观念给予了深切的揭露和批判，创造了一个在战争和陈旧意识的戕害中生长的、有着耀眼人性光芒的少女形象。当代日本学者中岛碧曾这样谈丁玲，说她早期作品中“提出的‘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等问题，都不仅仅关系到人们当时普遍认同的妇女解放和妇女权利问题，而是同时“具有和人的精神和感性最深奥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可能性”。④丁玲的文体突破了传统女性写作的界限，细腻、深刻、开阔，强劲有力又朴实无华。她以自己特有的感悟方式、内心要求和审美路径，总是能够摆脱已有文化格局下女性写作的被动状态，灌注自己的文学言说以不朽的活力与激情。
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以表现农村抗日题材而闻名，同时又是一部表现了作者的性别视角的，隐现着“妇女的愤怒”的优秀女性文本。小说里有着大量的乡村妇女生活细节的描写，集中在女人的性、婚姻、生育、劳作、疾病等与生活习俗和她们周围男人的关系上，描述女人所经受的来自女性生理、村庄习俗和男人的心身折磨。这些关于身体、性经历和婚育生活的种种，整体上指向了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作品中，在陈旧的传统习俗和艰难自然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女性被漠视、蹂躏和践踏的身体经验，往往色调浓烈地显现为她们生命存在处境的唯一残酷的场所。萧红还在她的《呼兰河传》等小说和许多散文中，都以对女性生存现状的深刻体认，表现了她犀利警醒的女性主义立场。她以杰出的才华，颠覆了关于写作的既有定义，创造了最富于特色的女性文体。她作品里的语言，率真天然，充满视觉效果和色彩感。行文中自然地规避了一些繁琐的用语规范，而且常常打破惯常语序，即兴嵌入一些倒装句、异质组合的句子和复调结构式等语句形式，使她那纤细锐敏的感觉、丰满茂盛的想象，在她本色而又新奇的感性话语形式中得以充分释放。萧红小说文体还有着极明显的非情节化、非典型化的特征。散漫的语句段落，隐喻意象的跃动式出现，正像英国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指出的那种女性写作特点: 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尽可能以一种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将其压碎或歪曲; 采用一种流动而弥散的文体，以抗拒严苛和固定的男性形而上世界。萧红正是通过其自足性的性别审美结构，找到了把自我意识乃至无意识文字化社会化的途径，表达自己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与阐释。
三、性别角色重构中的女性文化指向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关于女性文化的假设，是人们相对于性别文化中单一的男性文化系统及其价值观念，从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史学的综合角度，为寻找女性文化经验及性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举凡女性生命活动的本质存在，女性对自我意识和自我生存的不断探索，特别是与男性本位文化相对立的种种女性精神与行为特征等，都属于女性文化的范围。现代女性写作，无疑是创建中国女性文化最切近的一个相关领域
。现代女作家打破男性拯救的神话，在寻求人格独立和解放的途中，往往会追溯女性前辈的生活经验，并将此衍化为抗拒女性传统命运的自觉意识。母性的精神与美德，则会成为她们从中寻找女性传统、确立女性主体价值的一个坚实依据或文本范型。
不过在冯沅君、石评梅、丁玲、林徽因、冯铿和杨刚等一些强烈反叛女性社会角色的女作家笔下，对母爱的颂扬大多是作为一种心理背景和本能情感需求而呈现的，与此同时，她们更是警戒与排拒传统女性包括母性角色意识。张爱玲、萧红对传统母性形象则进行了彻底的弃绝与拆解。而在陈衡哲、冰心等人的作品里，从整体上表现了以“母爱”为中心，从女性在人类文化根本意义上的生命孕育———生命承担意识入手，重构女性的家庭角色及社会性别角色价值，标示了现代中国女性观念发展中的又一种文化价值取向。
在陈衡哲的小说《络绮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故事》和有关妇女问题的散文里，涉及了女性婚姻与事业的矛盾等现象，都着重强调了必须重视女性的“母职”。提倡妇女重视“为人”和“为女( 人) ”的全面的人格修养。认为女人的“性人格”是女性生命中极重要的部分，女子不应该趋向男性化，“一个最好的母亲也便应该是一个才能智慧超越的女子”，“母职”则是“民族的命脉”，“女子男子化”不等同于“男女平等”。 ⑤ 她的观点的核心，是主张不能将男女两性平权误认作男女两性功能平等，同时更强调女人完善母性的文化功能。
冰心的女性观念，其实质与陈衡哲相近。她极为珍重女人的性别特质，更给予了诗性的精辟概括: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⑥对于现实中女性、母亲的赞美、描述，对于新式贤妻良母的倡导，是冰心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从她早期的《两个家庭》到后来的《关于女人》，有着大量的描写和突出体现。她和陈衡哲所提倡的母性，不是对原始母性的回归，而首先是对女性过往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第二性”和“次者”角色位置的否定。她们意在倡导受过现代教育的、独立的妇女，作为用自我意识去支配自己的完整的女人，去对家庭、儿童实现最可宝贵的母爱与母职。使这种爱的重要作用，从父母子女、夫妻家庭扩及他人、社会以及整个宇宙。冰心更从文化诗学境界，进一步将母爱的诗性内质与自然、童心调和在一起，升华为人道主义的爱的哲思。她饱含人文情怀的母爱礼赞，是女性回归自身位置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沉关注与体悟，展现了一种宽厚、博爱、悲悯、合作的女性文化色彩。
①肖·沃尔特: 《荒原中的女性批评》，载王逢振等编: 《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6 页。
②周作人: 《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载《周作人散文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第425 页。
③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主编: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3 － 194 页。
④中岛碧: 《丁玲论》，载孙瑞珍编: 《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3 页。
⑤陈衡哲: 《妇女与职业》，载《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112 － 118 页。
⑥冰心: 《关于女人·后记》，开明出版社1992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