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两朝实施的官班制,作为“南朝贵族官僚制的集大成”[1],中外学者对它的渊源、内容与改革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著成就[2]。对于它的性质与作用,虽然学者们也有所探讨,创获不少,但还有继续研讨的余地。而对于官班制的编制标准,则还没有见到有学者予以探究。本文打算就这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与谬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官班制的性质
学者一般认为,十八班官制的性质与官品制相同。例如,
对于官班制的设立目的,各种史书都未见涉及,只有南宋人岳珂极其简要提出。他说:“谓班以选事而设,则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初不关选法。”[5]岳珂的观点虽然有所保留和误解,但“班以选事而设”的推测却是正确的。官班制由吏部尚书徐勉主持制定,其主要内容反映在他撰写的《梁选簿》中。由《梁选簿》顾名思义,官班制用于对官员的人事管理,其基本功能是用来选拔任用官员。下面结合有关史料,来进一步分析官班制的性质与用途。“《梁选簿》:‘太常丞旧用员外郎,迁尚书郎。天监七年(508),改视尚书郎。’陈因之。……梁天监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迁为五官、功曹;又位不登十八班者别为七班,太常主簿班第四。《梁选簿》:‘太常主簿视二卫主簿。’”[6]原来员外散骑侍郎迁太常丞,太常丞迁尚书郎;萧梁天监七年革选后,太常丞与尚书郎同阶,故在梁官班制中二者分别位居五班八位与一位,而员外散骑侍郎位居三班。可见,太常丞原来在四班的行列。在官班制中,宗正等十一卿主簿位居流外三班,二卫主簿、太常主簿与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同居流外四班,二卫功曹与太常五官、功曹为流外五班。以上官职的迁转次第与官班制若合符契。由此不难看出,官班制是一项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7]即不仅班次的高低是官员迁转的次序,而且同班内官职的位次前后也是官员迁转的顺序。具体事例可证此言不虚。侍中“旧迁列曹尚书,美迁中领护、吏部尚书”;“齐梁旧制,右仆射迁左仆射,左仆射美迁令,其仆射处于中。陈亦然。”[8]这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因为侍中、列曹尚书、中领护、吏部尚书分别位居十二班首位、十三班二位、十四班首位与二位;右仆射、仆射、左仆射分别位居十五班的四位、三位与首位,尚书令在十六班首位。这进一步证实,官班制是官员官职迁转的基本参照体系。
两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其主要特征是格外讲究婚宦。婚是说婚媾要门当户对,否则就是婚姻失类。正如
综上所述可知,官班制是一项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它与官品制的性质迥然不同。宫崎市定先生分析东晋9人由黄门、散骑或中书三侍郎迁吏部郎或司徒左长史的现象后提出:“要成为吏部郎,一般要先经历其他的五品官。”他总结宋齐16人经历中书郎、黄门郎与太子中庶子中的两任或三任,升至吏部郎或司徒左长史,再晋升侍中的规律后指出:“进入宋齐时代以后,要当上吏部郎,或者司徒左长史,之前至少要当二任五品官,而其下一任的官职一般为三品官的侍中,此乃一条晋升的路线。”[15]
二 官班制的编制标准
对于官班制的编制标准,最早记载梁朝典章制度的《隋书》,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唐代史家杜佑推测说:梁十八班“与品第高下不伦,当是其时更以清浊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详审焉。”[17]由于史料的阙如,唐代中期的制度史专家杜佑已经搞不清楚官班制的编制标准。但杜佑毕竟是卓越的通识之士,他对官班制编制标准的推测极有见地。
首先考察资望。西晋咸宁二年(276),太子中舍人,“位叙同尚书郎,其后资渐高,拟黄门侍郎”[20]。“位叙”一词显示,此处的“资”是官职迁转的依据,即资望。即太子中舍人原来与尚书郎官班相同,后来资望提高,与黄门侍郎同班。在梁官班制中,尚书郎、太子中舍人与黄门侍郎分别位居五班、八班与十班。由于时代变迁,与以上记载有较大差异,但太子中舍人地位的上升趋势与此吻合。东晋蔡谟上疏谦让五兵尚书说:“八坐之任,非贤莫居,前后所用,资名有常。”[21]“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可以指士族的门资、门第,或者说父祖的官位、官资,即士族乡品的等级,也可以指官员个人的任官资历。此处的“资名”出现在官职迁转的语境中,泛指官员的乡品与任官资历,以及政府选拔官员时需要参考的相应官职的资望,即官员的迁转需要具备与担任官职相应的资望。《宋百官阶次》载:“尚书仆射,胜右减左,望在二者之间。”[22]尚书左仆射、尚书仆射与尚书右仆射分别位居萧梁官班制十五班的首位、三位与四位,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这不仅证实《宋百官阶次》与梁官班制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而且说明两个朝代的官阶、官班都是依据官职资望排列的。一般而言,官班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官职的资望。例如,“晋宋以来,吏部尚书资位尤重。梁陈亦然”;但它“自魏至梁并第三品”[23]。自曹魏至萧梁包括吏部在内的各部尚书皆为第三品,但吏部尚书较其它尚书资位重,所以在官班制中列曹尚书位居十三班二位,而吏部尚书则是十四班二位。太傅、太保、大司马、太尉、司徒与司空等诸公,在南朝是“尊宠之位”、“无实权”的“虚衔”,但仍然是“统治阶级各阶层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24]。它们之所以一律被排在最高的十八班,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望最高。晋、宋、齐的著作佐郎皆为六品,梁“品第七”,陈“品制同梁”[25]。魏、晋、宋的秘书郎皆为六品,陈为七品[26]。梁很可能也是七品。但这两个官职仅位居二班,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就是高门士族的起家官。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 自然是班高者资望高,反之亦然,这是它按照官职资望编制而成的又一明证。因此,官员迁转官职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资历。曹魏末的“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27]早在曹魏时期,官职的迁转就依据官员的资望、资历,并且官职迁转的次序开始初步形成。萧梁吴平侯萧景冠军将军府的录事参军裴子野卸任,中书郎范缜上表推荐他
官班制编制的另一项主要标准是官职的清浊。
三 官班制的作用
对于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与官班制的作用,
官班制“自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41]据此南宋人岳珂指出:官班制建立后,“所以寓礼数者,不附于品,而别之以班。……而莫知其徒为礼秩之别也。”[42]
萧梁政府制定的官班制,既适应门阀士族的要求,也顺应寒士、寒人逐步崛起的社会发展趋势,因而它不但是维护士族利益的有力工具,也为寒庶阶层的入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因而它既有凝固性,也具开放型。正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说:梁武帝的改革,“就是要调和贵族制度与官僚主义。……他的政策一方面显得贵族气十足,另一方面又带有正面意义的官僚制的色彩,尊重效率,留下发掘和任用有才干者的痕迹。”[70]
官班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首要作用是——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基本参照体系。其次,它还可以用作朝廷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手段,即“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例如,刘孝绰,“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顷之,迁秘书监。”[74]临贺王指梁武帝六弟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之前曾过继梁武帝为子。萧统出生后,萧正德还本。萧正德未能成为皇太子,对梁武帝心怀不满。在宠臣朱异的建议下,梁武帝特封萧正德为临贺郡王,食邑二千户,爵位等级、食邑数量都与皇子相同。因此,临贺王长史的级别等同于皇子府长史,为十班。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与黄门侍郎的班次分别为九、十,尚书吏部郎与秘书监都是十一班。彭城高门刘孝绰文才出众,深受梁武帝赏识,他的降职与晋升都是一个班次,真可谓是平流进取。张缅,“迁御史中丞。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左降黄门郎,兼领先职,俄复为真。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中大通三年(531),迁侍中,未拜,卒”[75]。御史中丞为十一班,给事黄门侍郎十班,侍中十二班,而且都为每班的首位,外戚张缅的降职与升迁也都是一个班次。
由于“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所以,朝廷除进黜官员的班次以示奖惩外,还可以通过在同一班内调整其前后位次来实现。“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中书侍郎刘)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迁尚书左丞,除
魏晋以来,随着士族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官班制逐步形成。它在萧梁时期的定型与完备,体现了士族势力的强大与日趋衰落,同时也反映了寒庶势力兴起的社会现实。它随陈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标志着士族政治与法律特权的终结,其遗存形式可能为唐代的散品[80]。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博士)
[1] 〔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5页。
[2] 阎步克:《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北魏、萧梁官品改革为线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后收入《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旭华:《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后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社2004年版)。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金裕哲:《梁武帝天监年间官制改革思想及官僚体制上之新趋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社1996年版)。
[3]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4]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第97~98页。
[5] 岳珂:《愧郯录》卷七《官品名意之讹》,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6]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95页。
[7] 《隋书•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9、738页。
[8]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卷二二《职官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8、596页。
[9]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页。
[10] 《宋书•恩幸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2页。
[11] 《隋书•百官志上》,第733、741页。
[12] 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98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06页。
[13] 《隋书•百官志上》,第741页。
[14]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28页。
[15]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27~128页。
[16] 参见拙文:《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以流内十八班为中心》,《历史研究》(待刊)。
[17] 《通典》卷三五《职官一七》,第959页。
[18]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08~409页。
[19] 参见拙文:《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以流内十八班为中心》。
[20] 《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中舍人》,第670页。
[21] 《晋书•蔡谟传》,第2034页。
[22] 《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第7页。
[23] 《通典》卷二三《职官五》,第630页;《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26页。
[24]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版,第194、198页。
[25]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第301页。
[26] 《通典》卷一八、一九、二〇《职官五、六、七》,第992、1005、1008、1034页。
[27] 《晋书•刘寔传》,第1192页。
[28] 《梁书•裴子野传》,第442页。
[29]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卷七六《王廙传附弟子彪之传》,第1602、2007页。
[30] 《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1576页。
[3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8页。
[32] 徐坚等:《初学记》卷一〇《吏部尚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6页。
[33] 《魏书•刘昶传》,第1310~1311页。
[34]《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孔觊之弟道存、从弟徽,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大财,孔觊责备他们说:“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同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同书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士流”、“九流”与“士族”同义。《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弟子显传》:“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撝而已,衣冠窃恨之。”《辞源》将“九流宾客”等同于唐代的“九流人物”,解释为“各品人才,各种人物”,是不准确的。如果“九流宾客”包括寒庶人物在内,萧齐宗室后裔的萧子显“不与交言”是正常的,无可厚非。“衣冠”指有文化修养的士族,可证“九流宾客”仅指士族。魏晋南北朝时代“九流”的内涵与其它朝代有所不同。
[35]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97~98页。
[36] 《隋书•百官志上》,第741页。
[37] 《宋书•王弘传》,第1313页。
[38]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第665页。
[39]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95、197页。
[40] 《隋书•百官志上》,第748页。
[41] 《隋书•百官志上》,第741页。
[42] 岳珂:《愧郯录》卷七《官品名意之讹》,第55~56页。
[43]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242~244页。
[44] 《通典》卷二七《国子监》、卷三四《文散官》,第767、937页。
[45]《唐六典》卷一〇《秘书省》,第297页。
[46] 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47] 《隋书•礼仪志五》,第193页。
[48]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第98页。
[49] 《通典》卷三五《职官一七》,第958~959页。
[50]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89~190页。
[51]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卷九《中书省》,第241页、第273页。
[52] 《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第7页。
[53]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卷二六《太子左春坊》,第244、669页。
[54] 《唐六典》卷一〇《秘书省》,第301页。
[55]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卷一四《太常寺》,第276、400~401页。
[56]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244~245页。
[57]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246页。
[58] 《隋书•百官志上》,第741页。
[59] 《隋书•百官志上》,第723页。
[60] 《梁书•庾于陵传》,第689页。
[61]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7页。
[62] 《南史•庾杲之附从弟乔传》,第1211页。
[63]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84页注释①。
[64] 《梁书•孔子祛传》,第680页。
[65] 《梁书•沈峻传》,第678页。
[66] 《隋书•食货志》,第675页。
[67]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03页。
[68] 《陈书•沈文阿传》,第434~436页。
[69]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98页。
[70]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11~212页。
[71]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社1997年版,第353页。
[72] 《梁书•吕僧珍传》,第211~213页。
[73] 《南史•周石珍传、陆验传》,第1935~1937页。
[74] 《梁书•刘孝绰传》,第483页。
[75] 《梁书•张缅传》,第492页。
[76] 《梁书•刘显传》,第571页。
[77] 《梁书•到溉传》,第568页。
[7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六《梁书》,上海古籍出社2004年版,第449页。
[79] 《隋书•百官志上》,第748页。
[80] 唐代存在散品是因为,“当时存在门阀社会的影响,入仕者的出身仍受重视,出身有高第之分,待遇也应有厚薄之别,而这种待遇只能通过散品来显示。”(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