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关头，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深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对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之功，搞清楚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对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至关重要。
一、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四个“成功”，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探索、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其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
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②
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的精神实质和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时代。这些探索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前探索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探索的历史时期。其中前一个时期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后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前一个时期的探索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目标、正确的道路，结果没有成功；后一个时期的探索接续了前人的实践，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找到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上篇”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探索则是“下篇”，这两个阶段的探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成于邓”，即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探索，到邓小平时代终于找到了、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
毛泽东曾经把孙中山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③借用他对孙中山的这一评价，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
相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是失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革命性和革命功绩的评价，不影响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五大仍然把他列为20世纪三位伟人之首；每年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仍然会树立他的画像。这是因为，没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同样，作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行者，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也永不可没。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想过一些同时代人没想过的事情，看到了一些同时代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做过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想过、做过的事情无非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来搞，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领导经济建设的党该怎么来抓，如何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当然，还有如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等等。
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例，很重要的一战就是抗美援朝。为什么当年党中央的决策为什么那么难，党内的分歧那么大？就是因为人们的看法不同、意见不一。毛泽东之所以最后下决心去打，就是因为他看到一些战争背后的影响，看到了这一仗对确立新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意义。再比如说两弹一星，在那样困难的年代，下定这样的决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对确立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也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新中国的建设上，毛泽东想过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看到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作过一些别人没有作过的决策。当然，他也犯过一些前人没有犯过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人民理解他，历史原谅他。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之功。
二、毛泽东时代的探索，还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说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后的探索，不仅“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④而且在探索的方向、走过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模式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的不同。这种差别和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来看，二者是有所不同的。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探索，尽管都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它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前者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传统的社会主义，即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手段的社会主义。这个由经典作家提出，经过前苏联的具体实践，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建设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它的突出特征是：单一公有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则是为了建立不同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根本经济体制上，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时代，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苛求前人的。邓小平实际上是在总结了过去2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之后，才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任务和时代课题的。
一个事业、一种运动，它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决定了它的性质不同。打一个比喻，就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它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标；而毛泽东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标。这两种革命，因为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性质的不同。前者叫旧民主主义革命，后者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不能混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否则就要犯右倾错误；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二者之间的联系，否则就要犯“左”倾错误。
第二，从探索的内容来看，二者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以苏为戒”，是针对苏联经济建设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努力找出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具体建设道路，即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主张综合平衡，主张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兼顾生产和生活，等等。但这些建设思路，都是对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某些经济体制进行部分的改造，而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可以说，传统社会主义的建设，有苏联模式，也有中国模式，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种种模式。中国模式的形成，这是毛泽东的独创性贡献。但这种模式，只是具体建设途径、路线、思路的不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则不仅是要寻找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而且是要寻找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种建设思路，必然主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手段，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由于追求的目标模式不同，就决定了探索的内容、方向，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以及实施的强度、力度也各有不同。如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也讲要发展商品生产，但这种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而且主要局限于生活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而邓小平讲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涵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所有领域。显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就探索的道路来看，二者所选择的路径也是有所区别的。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在探索中虽然一再强调要“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但这条道路从总体上来说还不是改革开放之路，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变革，而是局部的调整和改造，因此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毛泽东又没有找到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具体道路，所有探索最终没有成功。而邓小平之所以成功了，就在于他在总结毛泽东时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改革开放的这条道路。所以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⑤正是因为坚持改革开放，他才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适合中国情况，而且要适合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要适合经济规律、政治需要、文化需求，等等。这就不仅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这种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的。
第四，探索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不一样。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主要是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峙和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战争与革命。而改革开放以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可以走出不同于别国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想改变而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而到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世界主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优越性已经丧失殆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再是要走一条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再是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建设道路，而是要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经济制度。用十四大以来的文件语言来说，改革就是要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的探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特别是时代的原因，那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下建设社会主义，只适合本国情况，不适合时代发展，不进行改革开放，仍然找不到出路。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初步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找到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新的认识成果。显然，这些认识成果不可能再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而只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
正是因为时代条件的改变，我们不难理解，当初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奉行几十年的苏联模式，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苏联的具体情况，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仍然要解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没有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而调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及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就从多方面进行改革，但最终仍然无法避免解体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没有他开创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迟早也要遭到解体，因为它根本无法面对像六四那样的政治风波，也无法面对今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开放，给了社会主义中国第二次生命，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时代条件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模式不同，探索的方向不同，改革的力度不同，走过的道路不同，而且决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本质上的不同。前者以维护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为目标，后者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前者选择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式”建设道路，后者选择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者以调整、改造为特征，后者以改革开放为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既然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那么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也就不可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这是因为实践决定观念，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不同的实践基础上，人们探索的内容不一样，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当然也就不完全一样。在这种不同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认识的内容和对象不同，思考的主题和方法不同，因此也不能把它们归入同一个思想体系。就像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们虽然都以革命为主题，但革命的对象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这种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孙中山旧民主主义理论，当然也不能混为一谈。
三、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时代的探索，虽然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它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这条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根本前提。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新中国从此走上了追求繁荣富强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建设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100多年来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从此扬眉吐气，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独立，特别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追求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梦想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长期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过去的悲惨境况，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深刻根源；他们今天当家作主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依靠力量。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整个大陆地区的完全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成功地医治了战争创伤，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造成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从而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探索面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新中国确立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它的政治属性突出地表现为人民性。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证了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在这种国体和政体之下，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有利于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且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力，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它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属性，也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他把这部宪法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宪法”，强调制订这样一部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目的是要“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⑦无疑，这条“清楚的轨道”，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就是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体和政体。这条“清楚的轨道”和这些基本的原则，一直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都始终为我们党和国家所坚持、所遵循，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继续前进，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变革。虽然在变革过程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形式单一、工作粗糙等缺点，但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完成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在粮食、资金、原料、出口、换汇，以及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战胜自然灾害、培养技术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后来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代表了新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凝聚了亿万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念，而且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因而催生了万众一心、风雨同舟的前进动力，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保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追求现代化，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坚持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而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
第四，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种宝贵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与毛泽东时代继往开来的历史关系时，曾经这样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⑧这段话虽不长，却清楚地说明了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实践，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然，对探索中的失误，也进行了必要的纠正。
毛泽东时代探索的基本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战略目标；提出一系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包括坚持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处理好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关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实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等等。
在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重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健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各民族平等相处，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一个团结、和睦、安定的社会环境；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强调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主张精简国家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法制，克服官僚主义。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求实行政治与经济、与技术的统一；提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推行“双百方针”，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制定长远规划，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以便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对外交往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强调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既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世界的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提出必须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确保党的建设健康顺利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五，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学习理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他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⑨正是在领导全党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科学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统筹兼顾的系统辩证法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初步总结，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养料。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探索中还坚持和发展了许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改革开放后继续探索的思想指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第六，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探索，也是艰难曲折的探索。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纵观整个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仍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培养了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才；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显著增长；国防尖端技术实现了零的突破。特别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勇气和魄力，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直接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力更生所积累起来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倡导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带领党和人民创建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探索，虽然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却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这条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②《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④《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本文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22期全文转载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