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学识渊博，对儒、玄、佛、道等都有精深研究，并撰有多部著作，因而他的思想是多元的，对此学者多有探究，但主要侧重于哲学内涵的剖析。梁武帝是一
一、梁武帝统治前期的儒家思想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说自己: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在《净业赋》中自述说: “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这足以说明梁武帝出身儒生，因而他在位前期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宗。其突出表现之一是: 他将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义作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导原则，信赖重用起初拒不投降自己的忠义之士，而对于投诚拥戴自己的不忠不义官员，则表现出明显的嫌恶态度。梁武帝对于忠义官员的信赖重用，赢得他们尽心竭力为朝廷效劳。由于萧齐末年政治腐败不堪，民心丧失殆尽，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反齐时，各地官员纷纷响应。萧衍派遣豫州刺史马仙琕的朋友姚仲宾去劝降他，马仙琕将姚仲宾斩首示众，并且经常劫掠萧衍的漕运。建康失陷后，马仙琕才解除武装归降。萧衍坦诚地对他说: “射钩斩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断运，苟自嫌绝也。”马仙琕的母亲病故后，萧衍“知其贫，赙给甚厚”。这让马仙琕感激涕零，决心与弟弟仲艾“以心力自效”。在对魏战争中，他果然“勇冠三军，当其冲者，莫不摧破”。天监十年（511） ，他指挥梁军大败魏军，取得著名的朐山大捷，“魏众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粮牛马器械，不可胜数”。萧衍围攻建康时，“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 吴兴太守袁) 昂独拒境不受命”。萧衍亲自给他写信劝降，也遭到拒绝。建康平定，袁昂才降附。萧衍登基后开诚布公地对他说: “朕遗射钩，卿无自外。”他历任吏部尚书、尚书令、中书监、丹阳尹等要职。梁武帝的不计前嫌，使袁昂“常欲竭诚酬报”。萧衍兵临建康，齐东昏侯萧宝卷被害，文武百官联合签名将其首颅送萧衍，领右卫将军王志却借故没有署名。萧衍看后，不但没有责备他，也未怀恨在心，相反心里对他赞赏不已，先后任命他为丹阳尹、中书令、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等显要官职。梁武帝对于前朝不忠不义官员的态度与上述忠义之士形成鲜明对比。萧齐南清河太守沈约，最早提议、反复劝说萧衍取代萧齐称帝，并预先为他准备好了登基“诏书并诸选置”。梁武帝称赞他与范云说: “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 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然而，“( 沈) 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梁武帝对沈约心有芥蒂的原因，是他对萧齐的不忠不义。因此，他虽然是梁武帝的旧友与佐命功臣，多年担任尚书令一职，大臣都公认他有资格登三公高位，但却不能如愿以偿。萧齐的侍中兼卫尉张
梁武帝是位大孝子，为纪念去世的双亲，他“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仍感觉不能表达对亡亲的悼念，“复于宫内起至敬殿”，他在《孝思赋》中鲜明提出: “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 他在《述三教诗》中讲述学习儒家经典的感悟是，“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仁义孝不仅体现在梁武帝的思想上，而且落实到他的政治实践中。《梁书·武帝纪中》: 天监十一年四月，他下诏青州埋葬上年在朐山大捷中阵亡的北魏将士，其理由是“掩骼埋胔，仁者用心”; 次年二月，他下诏全国安葬裸露的尸骨称，“掩骼埋胔，义重周经”。成景儁雇人将杀父仇人、身为鄱阳内史的常邕和刺杀，又将他的子弟全部毒害。而梁“武帝义之，每为屈法。景儁家仇既雪，每思报效，后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时以比马仙琕。兼有政绩见怀，北豫州吏人树碑纪德。”《礼记·曲礼上》宣扬: “父之仇弗共戴天”。梁武帝对成景儁擅自杀害朝廷命官与滥杀无辜行为的包庇，是因为赞赏他的至孝。秘书监刘之遴被任命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愿出，固辞……武帝手敕曰: ‘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 爵禄具，忠衰
梁武帝的佞佛众所周知，实际上那仅是他统治后期( 527—549 年) 的事情，他统治前期( 502 － 526 年) 不遗余力推崇的是儒学。因此，梁武帝儒家思想的突出表现之二，是他对儒学的大力倡导，并将儒学修养作为重要的选官标准。梁武帝登基后不久，召集硕学名儒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人，“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普通六年( 525) 五礼修成后，他诏令有关部门遵照执行。天监四年正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兴办五个学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政府供给饮食。“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同年六月，“立孔子庙”; 次年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大同七年十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天监九年三月，他下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 该年三月与十二月他两次亲临国子学，策试生员，赏赐国子祭酒等教职人员。他还先后八次“亲祠明堂”。特别是梁武帝将经术作为选官的必备条件，天监四年正月他下诏: “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天监八年五月他下诏: “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由于当时“士庶天隔”，士族地主凭借门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庶民入仕和晋升则极为困难。梁武帝则规定不论士族还是庶民，一律凭才学选拔官员，这就突破了当时森严的门第限制，为寒庶子弟的入仕打开了一条通道。魏晋以来，儒学在玄学的冲击下，一度衰微不振，由于梁武帝的倡导，萧梁时儒学达到魏晋南朝的鼎盛。正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说，梁武帝的重教崇儒，使“六经之教，蔚然兴焉，虽疵而未醇，华而未实，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
梁武帝深知，“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因此他统治前期，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励精图治，严格选拔官员，大力整饬吏治，赏罚严明，培育出一大批勤政廉洁的官员⑨。这促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成为“梁武帝之治”出现的政治保障。遗憾的是，面对太平盛世，梁武帝日益骄傲自满，沉溺佛教不能自拔，其统治思想随之由儒学变为佛教。
; 二、梁武帝统治后期的佛教思想
梁武帝在“舍道事佛”的敕文中秉承佛经宣称: “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 其余九十五种各为邪道”，并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瑏瑠不少学者据此认为，这标志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其实不然，因为他宣布的是自己事佛，仅要求贵族百官信佛，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梁武帝日益沉溺佛教，他统治思想中的佛教特征日益凸显。广陵太守江革被北魏军队俘获，北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要求他“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江革宁死不从。普通七年他被释放回国，梁武帝表彰他“临危不挠”。后来梁武帝为了劝导江革信佛，在赐给他的《觉意诗》中说: “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 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梁武帝从佛教立场出发，对江革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高尚情操的否定，对忠义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对此，叶适的评论颇为深刻，“谓刚烈粗于精进，甚害义理。若知此外更须有事，则君臣必皆
佛教劝人行善，禁止人们做坏事，作为个人信仰不失为美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梁武帝“笃信正法”，把佛教“以慈悲为怀”的宗旨应用于政治领域，则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梁武帝“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 “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实，梁武帝纵容的主要是士族官僚，后来也包括普通百姓。大通元年( 527) 正月下诏，“凡散失官物，不问多少，并从原宥。惟事涉军储，取公私见物，不在此例。”大同七年( 541) 十一月诏: “凡厥愆耗逋负，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间无问多少，言上尚书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十年九月诏: “凡天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讨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无问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列，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罪悉从原。”中大同元年( 546) 三月，“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盗、放散官物，及以军粮器甲，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从恩”。太清元年( 547) 正月诏: “清议禁锢，并皆宥释; 所讨逋叛，巧籍隐年，暗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涉及“军粮器甲”的罪行，在梁武帝统治前期处罚极为严厉，例如，武昌太守何远“以私藏禁仗除名”。大通元年还不在“原宥”之列，中大同元年也被赦免，可见随梁武帝沉溺佛教日深，他对官员的宽容放纵愈烈。梁武帝不仅优容官员的贪污违法行径，而且对百姓耕地荒废、拖欠税粮、畏罪逃亡、伪造户籍等行为也既往不咎。梁武帝一再纵容不法之徒与佛教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诏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同四年( 538) 七月，梁武帝在诏书中说: “大悲救苦，良有以乎! 宜承佛力，弘兹宽大。凡天下罪无轻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因此，李延寿谴责梁武帝: “溺于释教，弛于刑典”; “溺情内教，朝政纵弛”。梁武帝无原则宽容放免违法乱纪者，是助纣为虐，必然纵容不法之徒，使他们有恃无恐。“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他的威刑不立，“赏罚无章”，不仅导致吏治腐败，而且致使在战场上将官们无所畏惮、望风而逃，以致侯景叛军长驱直入，迅速兵临建康城下。佛教思想导致的纲纪废弛、吏治腐败，无疑是“梁武帝之治”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佛教思想作祟下，梁武帝优容东魏叛将侯景，使他得到喘息机会，并壮大了势力，从而酿成侯景之乱。侯景在涡阳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战败，仅剩马步八百人，光禄大夫萧介主张拒纳侯景。“帝以( 侯) 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侯景上书请求锦万匹，由于锦只用作颁赏，朝廷送给他青布; 又请求东冶锻工营造兵仗，“敕并给之。( 侯) 景自涡阳败后，多所征求，朝廷含弘，未尝拒绝。”
三、梁武帝以史为鉴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具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前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往往成后世的龟镜。梁武帝饱读典籍，更是深谙“殷鉴不远，在于前代”的治国之道。因而他的统治思想还具有以史为鉴的鲜明特征。他大力推崇儒学就是接受两汉经验与魏晋教训的结果，他在诏书中说: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宋武帝刘裕残害禅位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与晋朝宗室成员，刘宋的统治比东晋短了44 年。齐高帝萧道成杀掉了禅位的宋顺帝刘准，并将其宗室子弟杀戮殆尽，萧齐又
比刘宋短命36 年。梁武帝从中总结教训说: “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因此，他登基后打算保留禅位的齐和帝萧宝融，在尚书仆射沈约的劝告下才将萧宝融杀害; 但他没有听从大臣的建议将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萧子恪兄弟们处死，而是大胆重用，对宋齐两代滥杀前朝宗室成员的作法有所矫正。梁武帝实施赎刑、广泛选拔人才，是借鉴周、汉的经验。天监元年四月，他下诏: “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五年正月他下诏: “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孤地绝，用隔听览……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为进一步贯彻这一政策，七年二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历史经验教训成为梁武帝施政的理论根据之一。
东晋政权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导致皇权旁落。东晋末年出身寒微的刘裕执掌朝廷军政大权后，极力打击门阀势力。加之他对异姓文武官员充满疑忌心理，因此代晋称帝后为加强皇权，确立了重用宗室政策。由于宗室寡弱，他来不及等儿子们成年就迫不及待任命他们为重要州镇的都督刺史，从而开创了未成年王侯出镇制度。内外要职重用宗室子弟的政策与王侯出镇制度，被整个南朝的最高统治者所继承，梁武帝亦“远遵前轨，藩屏懿亲，至于戚枝，咸被任遇”。他统治时期，位居开府仪同三司的异姓官员只有谢胐、王茂、王莹与袁昂四人，宗室则有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鄱阳王萧恢、始兴王萧憺、庐陵王萧续、西昌县侯萧渊藻、武陵王萧纪、邵陵王萧纶、鄱阳嗣王萧范等九人。扬州、荆州、南徐州与东扬州的刺史均为宗室子弟，吕僧珍之外的南兖州刺史，曹景宗之外的郢州刺史，邓元起之外的益州刺史，柳庆远与韦睿之外的雍州刺史，也全部为宗室子弟。梁武帝的八个儿子除萧统作为太子未能出镇外，其余七子出镇时均不满十岁，南康王萧绩与湘东王萧绎出镇时都是五岁。梁武帝的孙子萧大心出镇时十三岁。梁武帝重用宗室的政策与宗王出镇制度，加强了皇权，保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但是，宗王拥强兵各居一方，很容易引起叛乱与内讧。在侯景之乱的动荡局
宋孝武帝与明帝等对宗室子弟的猜忌杀戮，致使皇室失去藩屏，皇位被萧道成轻易夺取。故齐高帝萧道成对其子萧赜说: “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梁武帝也谴责宋孝武帝对兄弟们的猜忌残杀，对齐明帝萧鸾对皇室成员的猜忌杀害与萧齐败亡更是有切身体会。宋齐两代皇帝因为猜忌心理使然，残酷杀戮文臣武将与宗室子弟，本来是为了巩固脆弱的皇权，结果事与愿违，加速了自己政权的灭亡。梁武帝接受这一深刻教训，力矫前弊，从未因为猜忌杀戮文臣武将，对宗室子弟更是奉行宽大为怀的政策。梁武帝长兄萧懿次子、西昌侯萧渊藻擅自杀害平定益州的刺史邓元起，梁武帝将他贬为冠军将军了事。临川王萧宏首先望风而逃，导致北伐大败，未受到任何处分。他还“奢侈过度”、“恣意聚敛”，梁武帝亲眼目睹他搜刮的巨额财富后也不管不问。甚至对萧宏两次企图暗杀自己的弥天大罪也未予严惩。萧宏三子、西丰侯萧正德，因为对梁武帝心怀不满而投奔北魏。他回来后梁武帝未怪罪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为了抚慰他，还特地封他为临贺郡王，委任他为丹阳尹、南兖州刺史等要职④。总体而言，梁武帝统治前期在儒家思想支配下，对皇室成员的大部分也能依法严惩，例如，太子舍人、乐山侯萧正则因为抢劫财物、杀死沙门被削爵流放
以上对梁武帝统治思想典型个案的考察有力说明了: “修、齐、治、平”的儒学作为积极入世的思想体系，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而消极出世的佛教对于施政治国是不适合的; 以史为鉴的统治思想本身对古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治国之道，但要辩证运用、遵循适度性原则，矫枉过正就会适得其反。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