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村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且在这个领域涌现出了如费孝通、黄宗智、杜赞奇、彭慕兰、阎云翔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黄宗智通过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得出了小农经营内卷化的结论，成为传统社会中国经济停滞的一个经典诠释。费孝通以社会学的视角，剖析了江村，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江南村庄的全景。杜赞奇则用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来观照中国农村，特别是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描绘出了中国农村与西方农村不同的经济、社会运转方式和社会治理机制。彭慕兰通过对鲁南村庄的考察，得出了传统农村组织的严密和势力强大阻碍了农村现代化的结论。阎云翔则对近来的中国北方村庄的转型与变迁做了细致的考察，指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对村庄变迁的影响。
最近大陆学者研究中国村庄的书籍和文章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村治模式》丛书，16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村庄的结构、价值、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嬗变，是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村庄的资料。其中的很多研究和观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而且中国转型时期村庄的变迁也引起了文学界人士的关注，梁红的《中国在梁庄》对转型期村庄的变化的描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对中国村庄的研究大多限于社会学、历史性、人类学甚至文学领域，经济学家对村庄的调查研究相对较少。而用经济学方法来考察研究村庄文化，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农村社会和村庄变迁的重要动力，自然也是村庄文化变迁的动力。如果抛开经济变量来研究村庄变迁，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谈及文化与企业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与文化概念极其接近。诺斯专门探讨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好的意识形态能够减少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张五常也承认经济发展绩效与其所处环境间存在着联系。制度经济学家所看重的交易成本概念，对研究文化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由于大文化的概念和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制度变迁理论也基本适合于文化变迁。由于制度变迁是受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激励，所以，我们认为，从长久来看，文化变迁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我们这里讨论农村转型中的文化变迁，是采用专业化分工框架，特别是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分析框架，认为专业化分工的扩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则是适应专业分工的需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一、 村庄文化的定义
文化应该包括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个方面。所谓有形文化，是指与物质形态不可分割的文化，如建筑风格、服装款式、街道格局等，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庞杂。而无形文化也有很多内容，如道德约束、人情往来、社会结构、民间信仰、文艺、文字、书法、绘画等，都可以算做无形文化。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道德、惯例、习俗等价值取向。
由于长期的小农经济格局，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村庄之间是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这就使得不同地域的村庄形成了迥异的习俗、惯例。例如，各地的婚丧嫁娶的仪式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但这些仪式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差别很大。而文艺在不同地域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例如，仅仅在山东，就存在不同的文艺形式，如吕剧、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柳子戏等。
中国的村庄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中国农村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农村文化的内涵，几乎都可以在村庄内找到。所以，村庄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在社会转型时期，几乎所有的村庄文化内容都在发生变化。但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化变迁都加以描述，只能择其要者来研究。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的建筑格局、房屋结构、服装款式、文化娱乐项目、人情交往方式、价值观、道德约束机制等，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主要研究村庄政治、价值观、道德约束机制、民间信仰、人情往来等方面的变化，其他文化项目留待另外的课题研究。
二、中国传统村庄文化的乡土性和封闭性
与中国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观念相适应，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治性。梁漱溟说：“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民间与政府的交往也极少。“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性，韦伯也有精彩论述。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乡土自治的、“不流动”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亦即“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相应的，中国农村的文化也具有乡土性。例如，婚丧嫁娶的风俗，十几里之外就有变化，甚至几里之外就有变化。所以，传统中国农村文化只有在社会交往圈内才具有同质性。而超出这个圈子，就会有很大变化。
和乡土文化相比，村庄文化是一种相对更加微观的文化。很多文化元素只有在同一村庄之内才具有同质性，而一旦超出村庄的范围，就会有差异。例如，乡间流行的各类传说和神怪故事，基本上都局限与村庄范围之内。因为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基于本村范围内的事件演变而成的。作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镇的几个村庄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传说和神怪故事。黄塘村的很多故事和传说，即使是近在咫尺的李码村的人也不太了解。甚至有些传说，在村庄内部都不具有同一性。例如，黄塘村的有些神怪传说，只有村东头大约方圆一里地范围内的人知道，村西头的人就不知道。
村庄的很多娱乐项目，在不同的村庄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例如，章丘市黄塘村传统上有唱京剧的习俗，而且涌现出了很多附近闻名的角色。附近其他村庄就基本没有这样的风俗。在白云湖乡，湖北岸的几个村在传统节庆项目上有某些共同性。例如，几个村都曾经流行元宵节耍龙灯。但有趣的是，不同村的鼓点却不一样。黄塘村和相邻的韩码村，节庆鼓点就不一样。
即使在社会交往范围和频率都大为扩展的现代，不同村庄在文化上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作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白云湖乡北岸的几个村庄中，打牌的习惯就有很多差异。例如，发牌的顺序，有的是顺时针的，有的是逆时针的。很多打牌的规则也不一样。
可见，传统中国的村庄文化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封闭性的。虽然在现代村庄文化的封闭性被逐渐打破，但村庄文化的差异性仍然存在。
三、 村庄文化变迁的表现
改革开放之后快速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村庄格局。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把村庄的封闭性打破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大大突破了乡土范围，村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村庄政治文化的变化
村庄政治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约束，即村庄的社会管理机制。诺斯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法律、法规等正式机构履行的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一些惯例、习俗等，是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履行的。在传统中国，村庄秩序基本上是靠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展，正式制度正越来越多地被村庄所接受和应用。中国农村目前正经历一个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一些几个方面：
家族势力有分化、衰落的迹象。在传统中国，家族势力是村庄秩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家庭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势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家族之间的争斗。往往两个不同姓氏的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争斗，会演化成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但目前正经历一个家族势力被逐渐淡化、衰落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权力介入越来越多。例如，如果两个家庭发生纠纷，特别是发生打斗，他们很容易通过打110电话把警察叫来，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赶快去叫本家族的成员来帮忙。
目前，村内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靠法律而非调解。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的民事纠纷都基本靠乡绅调解来解决。直到现代，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三十年前黄塘村就有一个强奸案，是通过村内调解解决的。但现在，类似的案件肯定会依赖公权力来解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家族势力衰落的一个重要迹象是，当前村庄内的各类纠纷中，本家族内部的纠纷逐渐增多，而家族之间的纠纷逐渐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很多容易引起纠纷的事由，例如宅基地摩擦、耕地边界纠纷，都随着公权力的介入得到了日益明确的界定，因而这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相反，在公权力无法介入的家族内部，经济纠纷却越来越多。例如，家族内部的财产纠纷、养老负担分担纠纷等越来越多。
一方面是家族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家族内部的纠纷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必然削弱家族的凝聚力。在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对政府权力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
(二)社会交往的变化
1、经济交往。在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活动主要局限于乡土。因为农户出售和购买的商品种类都很少，基本上在乡土范围之内都能够完成交易。一个重要的交易场所和机制就是集市。在山东，基本上都是五日一集。通过赶集，农户可以出卖自己过剩的农产品，购买自己缺乏的工业品，如农具、油盐酱醋等。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经济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首先是商业活动突破了乡土范围，甚至出现了跨省的商业活动。例如，章丘市旧军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眼镜村，很多村民制作并经销眼镜。经营眼镜的村民不仅遍及山东各地，而且许多人还把眼镜经营扩展到了外省。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异地就业大大突破了乡土范围。例如，嘉祥县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县，很多劳动力到外地寻找就业机会，远的甚至到了东北甚至俄罗斯。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就业范围的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乡村文化。村民们知道了更多的信息，学习到了很多现代生活观念。
在经济交往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市场和商品经济正替代人情。在传统村庄之中，单个家庭无法完成的项目，很多都靠亲朋帮忙来完成。像盖房子这样的大事，一般还是通过市场雇用专业人员来做。但像拆房子、垒墙、清圈肥等类似不需要很多技能的活计，一般都是靠亲朋好友帮工完成。但现在，类似的活计越来越多地通过到市场上雇用人员来完成。作者在章丘市黄塘村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一户张姓人家要刷墙，就从劳务市场上请了两个泥瓦匠来做。虽然这种活计稍微需要一点技能，但以前都可以通过请亲朋帮忙来完成。当问他为什么不请亲朋帮忙时，他算了一笔帐：请两个泥瓦匠，一天就能干完活。每个人每天80元钱，160元钱就够了。如果请亲朋帮忙，干完活后还要请吃饭，光饭钱200元钱就不够，而且墙面还不如泥瓦匠刷得好。可见在经济交往中，人情关系正被经济关系所替代。
我们在章丘市的韩码村还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韩姓人家办了个小厂，本来雇佣了妻子的一个堂哥在那里做工。但当邻村有一个劳动能力更强的人希望到他这里来做工的时候，他就找个理由把妻子的堂哥给解雇了。这自然会影响到两家亲戚的关系。但在经济利益面前，亲情退居次要地位了。
2、一般的社会交往，主要指通常的人情往来，特别是亲朋、近邻之间的往来。改革开放后，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大大地突破了乡土范围。首先是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社会交往中以经济合作伙伴为主的朋友增多，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增多。而在传统社会，亲戚之间的交往要大大多于朋友之间的交往。其次，亲戚和亲属之间的交往在空间上有了极大地扩展。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许多普通村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并分散到全国各地就业，仅此就使村民的交往大大超越了乡土。
经济交往的比重逐渐增多，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戚和亲属之间交往的比重逐渐减少，是当前村庄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民间信仰的变化
当代宗教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某种信仰是一种理性行为。宗教信仰是对未知事物或超自然力量的某种敬畏和解释。随着权力的下放和民间力量的恢复、崛起，传统的民间信仰又有了一个复苏、繁荣的过程。而且自杨庆堃以来，很多宗教特别是宗教社会学学者，都把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当作宗教对待。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相比，中国民间信仰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信奉者经常可以同时信奉好几个神灵。从目前的综合调查来看，民间信仰大约有下列几类:
一是祖先崇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祖先崇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信仰，不仅遍及山东全境，而且几乎遍及中国所有汉民族地区。在山东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各个地方都有家谱，有些大家族的家谱非常详细，甚至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虽然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即把去世的祖先当作神灵来敬拜，但敬拜形式却有细微的差异。
二是祛病免灾的。所谓有病乱求医，很多人信奉神灵是患病时为了祛病。在山东很多地方都有叫魂的习俗，即孩子生病时被看所是“掉了魂”，找个神婆来叫叫魂就能够康复。有很多叫魂很见效的案例和传说。农村地区很多基督徒，最初入教的动机也是为了祛病。这方面的信仰比较庞杂，甚至有的地方有敬拜动物的行为。例如，有的地方认为黄鼠狼能够致病，所以有敬拜黄鼠狼的习俗。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特别是医疗机构水平的提供和普及，这种信仰有衰落的趋势。在山东地区，很多乡医院的医疗水平都很好。例如，章丘市党家镇医院在附近就很有名气。由于交通工具发展很快，普通家庭几乎都有了摩托车，甚至有了汽车，到附近医院就医很方便，所以求助于神灵的现象有萎缩的迹象。
三是求财的。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日益增强，甚至金钱的多寡成了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旨在求财的信仰非常兴盛。这方面的信仰有：观音崇拜、关帝崇拜、财神崇拜、玉帝崇拜等。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商家都在显眼的位置供奉着财神、关帝等神灵。在很多商家的眼里，关帝既是文财神，又是武财神，能够带来家产和商业的兴旺。
四是祈福的。这方面的信仰有地方神信仰、观音崇拜、玉帝崇拜等。例如，很多人崇拜观音是为了求子、升官、发财。笔者在泰安、济南等地区调查时发现，很多泰山周围的人，都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定期到泰山去敬拜泰山神，主要目的就是祈福、求平安。
在农村信仰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在章丘市白云湖镇湖北岸的几个村，基督徒人数都占到本村人数的1/10强。例如，黄塘村大约有2900人，基督徒人数在300人左右。而十年以前，基督徒人数还不到150人。十年间翻了一番。张清津试图用灵性资本来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认为基督教的灵性资本高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是基督徒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四）价值观的变化
价值观的变化对任何社会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指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从人情社会到禁欲主义再到拜金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传统农村盛行的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风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传统社会有节俭的习惯，却没有禁欲的要求。但在文革期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政治宣传要求人们轻视金钱和其他物质欲望。但是欲望是本能性的。政治禁锢一撤销，欲望就泛滥了。
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
2、父母权威的衰落年轻一代势力的崛起。阎云翔在对下岬村的调查中，发现了父权的衰落和年轻人权威的上升。我们在山东的村庄调查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遇事年轻人做主已经成为村庄中流行的习惯。一般地说，父辈的思想都比较老化，跟不上形势，父亲再指手画脚已经不合时宜。人们已经接受老年人将决策权交给年轻一代。
以前的以父母或长辈为中心正演化为以孩子为中心，这也许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孩子的稀缺导致了孩子地位的上升。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家里最好吃的东西要先给孩子吃。
3、社会约束的弱化
由于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个乡土性的、封闭性的社会，所以，农村的社会约束基本上是靠诺斯所谓的非正式约束，亦即依靠惯例、习俗、习惯等。由于传统农村的封闭性使得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村庄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就更明显。非正式约束是与熟人社会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约束。
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分工的深化，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熟人社会也被打破了。非正式约束的效力就大为削弱。村庄的秩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村庄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例大为增加。章丘市白云湖镇曾经是一个废品收购和处理中心，附近村民在收购废品时活动半径达到几百公里。其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件屡屡发生。例如，经常会有人利用卖方不懂行情，以超低价格收购对方的货物。
赚钱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在废品收购中，收购钢铁是利润非常高的。很多人因为收购钢铁厂附近村民从钢铁厂偷盗的钢铁而发了财。附近村庄之中，有很多人因为与盗窃犯勾结或为盗窃犯销赃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并不以盗窃和销赃而感到可耻。相反，因此挣钱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骄傲。
4、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观念的弱化。
在市场经济和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出现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村庄内部，往往金钱的多少决定着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物质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传统的乡绅阶层受到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划分。一批富裕起来的人进入了社会上层。
在现阶段这个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约束正在失效，新的社会约束尚未建立起来。在金钱欲的冲击下，不顾社会约束而追求财富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缺失了：乍富的人趾高气扬，贫穷的人则说话没有底气。是非观念也大大削弱。有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而获利的人成为羡慕的对象，勤劳但贫穷的人受到轻视。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村民们频频更新住房，就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五）婚嫁观念的变化
在传统农村，婚姻基本上是由双方家长决定的。其中媒人在中间起了很大作用。在章丘市，媒人介绍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媒人主动型。如果媒人发现谁家的儿子和谁家的女儿比较般配，就会找到双方的家长来说媒。这里的婚配习俗是男方求女方。一般是先找男方家长，在男方同意的情况下，再去问女方。这样，如果女方不同意，男方也不会难为情。相反的程序则行不通。如果先找女方，在女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不同意，则女方会感到很丢脸。一般情况下，媒人会考虑双方门当户对。二是家长主动型。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女孩不愁找不到婆家，所以一般情况下男方的家长更主动一些。大多数情况是男方家长看到自己的儿子长大，还没有女朋友，就会主动找到媒人，请他们帮忙给儿子介绍媳妇。女方主动追求男方，被称作“倒提媒”，是不光彩的。但个别情况下也有女方主动的。在黄塘村调查时，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女方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到附近，好照顾自己，就看中了附近的一户人家。但因为自己是女方，又不能明说，就主动找到自己的一个朋友，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条件。媒人按照男方提出的条件，衡量来衡量去，发现只有一家符合这个条件。结果一撮合就成了。
将当前的情况与传统相对比，婚恋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自由恋爱多了；门当户对弱了；婚前性行为流行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媒人介绍仍占有很大份量，但在男方婚配中自由恋爱的习惯更显著了。在男女婚恋中，自由恋爱的比例明显升高。甚至一些通过双方父母已经订婚的，通过自由恋爱重新寻找新朋友的案例也很多。在很多地方，即使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双方家长也要找上个媒人做中人。在韩码村的调查中，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两个高中生自由恋爱了，双方家长知道后还是找了媒人来做中人。
在婚恋中男女双方门当户对的习俗也有了很大改变。一般家长都希望门当户对，特别是女方家长，很不情愿自己女儿嫁入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家庭。但因为有了自由恋爱风俗，很多女孩更注重男孩本身，而不是男孩的家庭，所以门当户对的风俗有所削弱。
也许很多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只有在城市才流行的事，但在农村婚前性行为也逐渐多了起来。以前结婚之前男女双方是不到对方家里过夜的，但现在很多青年男女在婚前就开始一起做生意，在对方家里过夜的行为已经比较普遍了。有男方在女方家里过夜的，也有女方在男方家里过夜的。
四、 专业化与文化变迁
前面的部分简要说明了村庄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村庄文化的变迁涉及到很多方面，原因也很多，但归结起来，专业化增强和分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制度或文化变迁中，张清津试图通过界定强偏好和弱偏好，来解释不同文化因素的变迁路径：强偏好文化是与效率有关的文化，服从竞争效率；而弱偏好文化是与效率无关的，也不受竞争效率的影响。很显然，那些与竞争效率有关的强偏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工深化引起的。
（一）专业化与文化变迁
张清津曾经论证了制度的福利意义，即制度的发明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服从竞争的强偏好文化同样具有福利意义。米尔恩认为，有些道德原则是每个社会都必不可少的，这些原则无疑都增进了社会福利。
既然某些文化具有福利意义，那么不同的文化价值就有高下之分。通俗地说，就是不同的文化有好坏之分。例如，信守合约是每个社会都遵守的一个原则，是因为信守合约减少了搭便车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增进了社会福利。因此，能够支持和促进信守合约的文化，就是好文化，鼓励和支持搭便车、违约的文化，就是坏文化。在此，文化的高下和好坏是通过交易成本这个经济指标来衡量的。
杨小凯认为更大程度的专业分工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增加社会福利，而专业化程度取决于专业化好处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较低的交易成本能够促进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而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和文化。可见，专业化和文化之间有一个相互契合的关系。不同的专业化程度需要不同的文化。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
（二）专业化导致农村文化变迁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乡村和村庄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中国传统乡村和村庄的文化也是与这种封闭性相适应的。例如，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来完成，家庭无法完成的项目通过请亲戚朋友帮工来完成。社会交往以血缘和乡土为纽带，以商业为目的的交往很少。村庄治理主要靠乡绅，社会约束也是限于熟人社会的以“耻感”文化为特征的约束。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交易很少，所以，当时的文化系统相对来说不是基于对交易成本的考虑建立的。
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产业的分化，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化。村民们不再局限于面积有限的土地经营，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甚至很多人迁移到异地就业。传统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这不仅同时打破了村庄文化，而且使得村庄文化的变迁有了交易成本考虑。
1、在政治文化方面，政治制度替代非正式制度的迹象非常显著。乡土社会乡绅自治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与大量陌生人打交道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三角债等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无疑与传统的非正式约束失效、正式约束尚未建立起来有关。可见在现代社会，乡绅自治型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招致了交易成本的大量上升。所以，随着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深化，商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逐渐扩大，就需要专业性的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管理。这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最有效的方式。
另一方面，即使在村庄内部管理上，正式制度替代非正式制度也会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在民事纠纷方面，法律判决要比乡绅调解更权威，也更公正。虽然小的纠纷由乡绅调解可能更有效率，但大的民事纠纷显然更需要专业性执法机构的介入。例如，一件刑事案件发生后，如果单纯由乡绅调解，可能犯罪方仅仅赔偿受害方经济损失了事。犯罪行为是有很大的负外部性的（张清津，2006），如果罪犯受不到应有的惩处，其社会影响是非常坏的。这样显然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而由正式的执法机构来处理刑事案件，不仅可以将犯罪行为的外部性内在化，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2、社会交往的变化中，经济交往的频率日益增加，这显然是专业化程度提高的结果。人们日益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经济往来正成为农户重要的交往方式。而且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经济交往的范围也在扩大，很多活动都大大超出了乡土范围。
在一般往来中，经济往来也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人情往来，例如，雇工替代帮工。这也是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就业专业化趋势相适应的。雇工的效率显然大于基于人情的帮工。
3、信仰的变化。信仰的变化似乎与专业化没有关系，但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很多信仰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专业化趋势还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
总体来说，信仰的变化有一下三个特征：
一是求财的崇拜行为有很大上升。这也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几乎每个商家都供着财神、关帝等偶像。在农村，因为商业比以前要发达，求财的崇拜也在上升。以求财为目的的崇拜行为的增加，显然与改革开放以后的产业分化、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以及相应的拜金主义盛行有关系。
二是避险的崇拜行为有很大增加。专业化分工的日益深化必然导致风险的增加。为规避或减少风险而崇拜已经成为农村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在章丘市白云湖镇的许多村庄，几乎家家都有农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开车出门不仅有商业风险，还有交通风险，所以农户在开车出门之前，大多数都要放鞭炮，有的还要焚香祷告。
三是为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的崇拜行为增加。很多传统的农村信仰都是个体性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例如，财神崇拜，只需要在家里安个财神神龛，自己崇拜就可以了。但现在农村需要集体聚会的崇拜行为逐渐增多，最突出的就是基督教的盛行。基督崇拜是需要集体聚会的，在这种集体聚会中，基督徒显然通过扩展社会交往网络而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张清津，2012）。更重要的是，与大多数传统的民间信仰仅仅局限于家庭或村庄内不同，基督教显然大大超越了村庄甚或乡土的局限。在章丘市调查时我们就发现，虽然不同村庄都有不同的教会，但不同教会之间还是经常有交流的，甚至有的村民会加入外村的教会。而且基督教会在全县范围内还有一个网络，很多教会领导人会通过这个网络与更远的教会联系。
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突破了乡土的范围，在社会交往上，也需要人们突破乡土，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社会资本。基督教等宗教在农村的盛行，显然适应了人们在更大范围内获取社会资本的需要。
4、价值观的变化同样可以看出专业化分工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分工越来越深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越来越重视效率。所以，农村社会人情被更能体现效率的金钱关系所取代，是水到渠成的事。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传统社会，老人具有很大的权威。但在专业化分工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新知识、新技能、新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经验，由于接受新东西的能力大致与年龄成反比，所以，老年人的经验越来越不重要，老年人的地位相应地也会下降。相反，对新东西接受能力更强的年轻人的地位上升，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程度是专业化好处与交易成本的权衡。而要降低交易成本，则需要逐步地改革、完善制度。随着农村专业化趋势的进展，原来适合于自给自足社会的制度已经逐渐失去效力，需要建立并完善适合于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的正式制度约束，来降低交易成本。但就目前来看，制度建设显然落在后面，即当专业化分工持续深化时，制度变革并没有相应跟上。这就导致了很多制度失范现象，如拜金主义、社会约束被削弱和是非观念的弱化等。
5、婚嫁观念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化的发展。例如，年轻人婚前就住在一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恋爱中的男女在婚前就已经一起做生意。在商业活动中需要在外住宿时，他们很容易住在一起。因为做生意经常要早出晚归，为了做生意的方便，男方住到女方家里或女方住到男方家里，就很正常了。
自由恋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媒人介绍，也与商业活动频繁，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增多有关。
结语
中国农村目前所经历的这场变革是史无前例的，是一场彻底的结构性的变革。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在专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一个新的以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已经初露端倪。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村庄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经济的、社会的，也有文化的。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形式的经济形态都会有特定的文化形态相适应。那农村专业化分工逐渐深化的情况下，持续几千年的村庄文化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本人认为，专业化分工是诱发村庄文化变革的动因。分工深化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变革来降低交易成本，分工越发达，文化变革就越快。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农村文化变革的一个尝试。更深刻的分析，还需要系统的经验研究来支持。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