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在西方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也从一定角度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当代价值。然而，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有无哲学以及如果马克思有哲学那它还是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以下简称“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并进而对国内学术界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目前，“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哲学界，但西方哲学界是其发源地则是不争的事实。
1.“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萌芽从马克思创立新哲学，到马克思逝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运动”内部，而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整个西方学术界，则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了解甚少。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说：“如果说费尔巴哈想使上帝‘屈服于现实世界’，那么马克思则企图改造现实世界。”[1](第451页)同以往的哲学家相比，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认识世界，而是力图按照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改造世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欢迎。
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思想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自己就曾在
但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遭到了一些错误的理解，被当成了套语和标签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在
2.“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正式形成的时期
20世纪上半叶，是“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正式形成的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逐步从“无产阶级运动”内部扩展到整个西方学术界，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整个西方学术界，仍然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抱有抵触情绪。
马克思所在的时代正是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时期。孔德在黑格尔尚且在世时，就出版了《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卷，宣布实证时代的到来，明确反对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实证主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拉开了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大幕，形成了一个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影响巨大的哲学派别。
与孔德在西方哲学界的巨大影响相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界影响则要小得多。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虽然他著述甚丰，但是，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被广泛阅读。例如，在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的社会政治著作中，就没有对马克思的引述。”[3](第538页)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中，除了《神圣家族》以外，无论马克思在世时，还是恩格斯在世时，《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没有得到出版。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对当时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还不是太大。这就使得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以至其逝世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哲学界，除了熟悉他的人以外，许多人都对马克思造成了误解，以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虽然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潮。
二是，从反形而上学的彻底性来看，马克思哲学属于比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更高的哲学形态：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入手，坚持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把自己的哲学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而孔德及同时代的实证主义者，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实证方法对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仍然是局限于认识世界的领域，很难真正同传统形而上学划清界限，以致后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又死灰复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才逐步销声匿迹。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西方哲学界，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仍然是公认的哲学思维模式。这也导致一些哲学家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出发，断言马克思没有哲学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对马克思的哲学则是全面肯定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胡克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兴起，也对马克思的哲学予以了有力的支持。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等等，尽管不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力图从“方法”、“实践”、“阶级意识”等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新的诠释，但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则是毫不怀疑，与“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或“传统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正方阵营。
3.“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进一步深化
在西方哲学界，普遍对马克思哲学予以重视甚至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主要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产生以后的事情。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为己任，在力图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更多的关注，“马克思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性评价也逐步多了起来。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和詹姆斯·菲泽在共同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中，把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与尼采放到同一章(第15章)中论述。认为“在整个19世纪，康德、黑格尔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对哲学、宗教、美学以及新的学术领域——心理学都有强烈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们构想精致的思想体系，引入复杂的哲学词汇，当时，许多哲学家信奉他们的观点。然而，有三位哲学家对这一潮流持完全批评的态度，他们是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1813—1855)、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尼采(Nietzsce，1844—1900)。尽管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并不怎么出名，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后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尔凯郭尔拒绝黑格尔建构体系的哲学途径，认为追求真理涉及个人的选择，以宗教信仰为根据。马克思拒绝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方向和他那个时代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他认为支配物质世界的规律最终会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尼采既拒绝宗教价值体系又拒绝理性价值体系，而提出一种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道德。这三位哲学家在重要的观点如上帝的存在上，互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令人惊骇地功能失调。并且他们都认为，只有当我们从根本上与流行的文化态度决裂时，我们才能达到对人类存在和社会的一种正确理解。”[3](第528～529页)尽管他们对马克思的评价并不那么完全准确，但他们在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与“康德、黑格尔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决裂”的哲学来描述这一点上，还是完全正确的。
理查德·罗蒂在《后形而上学希望》一书中评价马克思和杜威时也说：“假如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模糊地联想到马克思，那是因为马克思和杜威都对黑格尔学说造诣很深，而且因为两人都反对黑格尔中一切非历史主义的东西，尤其是他的唯心论。他们还反对黑格尔乐于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两人都仅仅保留了黑格尔中很容易与达尔文调和的某些方面。”[4](第10～11页)这个评价虽然从哲学形态划分的角度来看不够准确，但在对马克思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这一理论特征的认识上，还是比较中肯的。
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但在哲学评价标准上，由于没有确立新的评价标准，仍然深受传统哲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二、“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衍生形态。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它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一些代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新变化，根据哲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各自不同的社会传统、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在对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生活问题新的思考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理论进行的探讨和反思。马克思逝世以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哲学界的“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体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重新解释或建构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进行批判。
从1896年到1899年，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主要观点就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或是“教条主义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5](第15页)，“或是对于马克思较晚的言摘断章取义地给予一种愚蠢的和最粗糙的解释。”[5](第19页)“因为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种解释得完全错误的、极端粗糙的马克思主义。”[5](第30页)
这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资产阶级阵营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发生共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到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哲学面临的境遇更加严峻。柯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对马克思哲学在当时的境遇进行了描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想大力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尽管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6](第1~2页)柯尔施进一步指出：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整个这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6](第4页)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也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描述：“1925年，当我二十岁的时候，大学的讲台上不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否则就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当时学校里对辩证法十分恐惧，所以我们连黑格尔也不知道。当然，学校允许我们读马克思的书，甚至建议我们去读：‘要驳倒他’就得了解他。但是，由于在传统上不教黑格尔，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由于没有教学计划、缺乏思想工具，我们这一代人同前几代人以及下一代人一样，都对历史唯物主义一无所知。”[7](第18页)
阿尔杜塞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中，也对马克思哲学在当时法国社会的尴尬境遇进行了详细描述：“有些马克思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马克思哲学的地位是何等的岌岌可危。”[8](第9~10页)
1923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9](第48页)但是，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认为“由于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他不仅使自己与黑格尔的继承人分道扬镳，而且把黑格尔的哲学本身也分裂为两部分。”[9](第66页)也就是说，卢卡奇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仅仅作为一种方法的时候，却把它仅仅视为概念辩证法，因而就很容易把它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相混淆，从而抹杀了二者之间的界限。
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柯尔施与卢卡奇大同小异。他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6](第5页)但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上，柯尔施则与卢卡奇有着较大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澄清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6](第52～53页)
葛兰西在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上，也是着重强调反教条主义。他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对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与政治看做是同一的，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运动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范式或语言范式的转换。
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以萨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等角度出发，力图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其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路易·阿尔都塞，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时说道：“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竟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既然说到了‘传染’，那就势必假定辩证法在被传染前是纯洁的)。”[8](第79页)他认为：“神秘外壳根本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不是一种被认为同方法相脱离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属于辩证法。马克思甚至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他还谈到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和‘神秘形式’。他正是要用他自己的辩证的合理形态去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神秘形式’。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因此，为了解放辩证法，只剥去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从紧贴着它躯体的第二层外壳中解放出来；这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8](第79~80页)阿尔杜塞认为，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就应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要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
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在处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上，也比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区别。他一方面揭示了“把黑格尔看作顶峰和综合”的逻辑错误：“人们一般都在黑格尔体系解体的背景中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后阶段。它的综合性整体瓦解为一些要素。后来这些要素也被绝对化了，它们成了新理论的基础，成了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的基础。历史的研究正确地指出，黑格尔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造成理智的真空。‘瓦解’恰好掩藏着丰富的哲学活动。这些哲学活动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个重要的哲学趋向。这看法的缺陷在于把黑格尔看作顶峰和综合，相比之下，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必然是片面的。这种观点是不合逻辑的。”[10](第130~131页)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于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来说，“抽象地讲，人们可以为这三种哲学立场中的任何一个辩护，认为它是绝对的，并从它的立场出发居高临下地指责另外两种立场是片面性的化身。从黑格尔体系的绝对立场来看，以后的发展都是真理大全的崩塌。崩塌中出现的不同趋向不过是崩塌解放出来的要素。从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哲学是一个无生命的范畴体系，它没有为个人及其生存留下空间。也许黑格尔为观念建起了宫殿，但他让人民住在茅屋中。”而“马克思主义批判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就象批判形形色色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一样。”因此，“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可以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得到理解，但反过来则不行。”[10](第131页)但由于卡莱尔·科西克仍然是站在“抽象的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他虽然发现了“黑格尔为观念建起了宫殿，但他让人民住在茅屋中”，但并没有发现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坚持的“抽象的人”的人学立场与马克思坚持的“大多数人”的人学立场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继续。” [10](第131页)
第三阶段：20世纪末苏东剧变以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对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进行的研究。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又一次出现了一种普遍乐观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正像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西方社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终结这一主题的教条在今天乃是一种有倾向性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11](第79页)。
苏东剧变以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而且同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区别开。[11](第98页)引领了新一轮“保卫马克思”的论战。
三、“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确实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大相径庭，甚至已经不说是同一种哲学形态了。但之所以仍然产生这种“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哲学评价上把黑格尔哲学当作唯一的标准：站在黑格尔哲学的阵地上，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作为评价参照物，把黑格尔的哲学看成是唯一的哲学模式，就必然说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哲学、不是形而上学，或者是哲学、是形而上学；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阵地上，就会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的观点看问题，寻求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异同。只有站在马克思的阵地上，用马克思的观点看问题，才能既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区分开来，也把马克思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除此之外，我们所见到的，要么是一些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一些受马克思影响的黑格尔主义者，极少有例外。
实际上，由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力图摆脱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但在哲学评价标准上却并没有作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评价方面，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都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阵地上的评价者，即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作为评价参照物，把黑格尔的哲学看成是唯一的哲学模式，从而认定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形而上学或者是不是哲学。与此相对应，在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哲学仍然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二是认为马克思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是反对黑格尔为代表旧哲学传统的。前一种观点以阿多尔诺等为代表，后一种观点以罗素等为代表。但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观点，都没能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哲学形态来对待。
其中，阿多尔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持有的就是第一种观点，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形而上学。他说：“即使和唯心主义决裂后，哲学也不能没有思辨。思辨过去被唯心主义所抬高并随它一起被唾弃——当然，是在比明显实证的黑格尔的意义更广的意义上意指的思辨。对实证主义者来说，不难把思辨归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客观的本质规律出发，决不是从直接材料或礼仪声明出发。对一个人来说，为了清洗掉意识形态的嫌疑，现在把马克思叫做形而上学家比叫做阶级敌人更安全。”[12](第14～15页)他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仅主张从客观的本质规律出发，更主张面向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
萨特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持有的则是第二种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已停滞不前。正是因为这种哲学希望改变世界，因为它的目标是‘哲学的变异—世界’(le devenir-monde de la philosopie),因为它的希望是实践的，所以在它之中发生了一种真正的分裂，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另一边。”[7](第22页)认为“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从而误入歧途，形成“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同时采取两个行动：概念化和走极端。”并指出，这是“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起作用的结果。[7](第22~23页)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说：“从劳动方面来探索人的异化的过程中，马克思曾经迈出了把哲学建立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的革命性步骤。那是一个漫长的步骤。通过那个步骤，马克思把自己从抽象的概念中‘解放’了出来。”[1](第413页)并认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现了黑格尔‘难题’的答案之后，马克思暂时把哲学抛诸脑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经信手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第416页)在他看来，尽管在与黑格尔决裂的时期，“马克思的批判不是政治学的而是哲学的。”[1](第423页)但这种哲学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认清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形态上的根本区别，还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评价上的不公正或不准确，甚至出现自相矛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2001年在为阿尔都塞的新版《列宁和哲学》所做的导言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并说这也应该是阿尔都塞的立场。他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我会(在我同意阿尔都塞的范围内)证明：它更像精神分析而不像其他任何当代的思想模式，我宁愿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这意味着它虽有概念，但那些概念同时也是实践的形式，因此人们不能只用某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方式来讨论它们，而不在实践立场和承诺方面进行令人不安的干预。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潮流总是能够利用那些概念，并把它们改造成形形色色貌似自主的哲学：于是我们有了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德尼·胡克)等等，直到战后时期各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宗教的，当然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些‘哲学’中的每一个都对我们有所教益，都揭示出了那个原先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体(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新的方面；但马克思主义与所有这些‘哲学’却永远是不同的。”[14](第517～518页)这种观点，不仅在西方有市场，在国内也有一定市场。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确实同他所说的那些哲学不同，因为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哲学形态！
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相反，温迪·林恩·李，在其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一书的序言中，说道：“我首先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鼓动家或经济学家——尽管它们也是很重要的——来看待”[13](第4页)。
与温迪·林恩·李类似，罗素也承认马克思有哲学。他在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中评价马克思时，一方面说：“‘唯物主义’是一个可以有许多意义的字眼；我们讲过马克思根本改变了它的含义。”[15](第342页)“概括地说，马克思的哲学里由黑格尔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成分是正确的。”[15](第344页)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把他的历史哲学纳入了黑格尔辩证法所提出的模子”[15](第343页)“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内，又局限于人类。”[15](第343页)立即给自己的话加了两个很不协调的反面注脚。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评价的标准是他所说的“大家习惯上所说的‘哲学’”[15](第342页)，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用这个哲学评价模式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势必遇到卡莱尔·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所提到的解释困难。
H·P·里克曼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时，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英语世界的哲学极为不同，它声称：哲学可以以理性和科学的方式指导社会政治活动，并且因而可以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中的人的哲学，它为研究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同时，它也不顾专业化的现代趋势，强调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依赖，强调了历史在这些学科中的重要作用。”[16](第38~39页)另一方面又说：“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必定会注意到的那样，在上述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当然，狄尔泰的工作和马克思主义也有所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结论不那么自信(或按某些人的观点，不那么武断)；此外，狄尔泰既不专注于阶级斗争，也不相信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就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上下文’而言，他们两者之间相同的方面要比这些差别更为重要。”[16](第40页)可见，里克曼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英语世界的哲学极为不同，看到了二者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的不同态度。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狄尔泰的方法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狄尔泰对于自己的结论不那么自信，则是十分错误的。狄尔泰的“历史的方法”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仍然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与黑格尔的“历史的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是很难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的。
此外，也有一些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根据传统的哲学评价标准，把哲学体系视为绝对真理，认为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已经与发展了的现实不符。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谈到“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改造时指出：“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Paradigm)就会产生危机。由于对论争的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和过时了。”[17](第70页)实际上，他没有看到，并不是现实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产生危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式理解——把它当成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方法，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和詹姆斯·菲泽在共同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中评价马克思时则说：“马克思思想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引出了严重的问题。首先，马克思显然没有注意到，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他的‘科学’风格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观察支持。尽管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仍然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相信全部历史具有一个预定目标。然而，马克思对哲学做出了一个永久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异化概念。”[3](第559页)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反而把马克思哲学归入形而上学，仅仅把异化概念视为马克思对哲学做出的永久贡献。
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评价的依据无非是两个：一是以黑格尔哲学为评价标准，说马克思没有哲学，或是不如黑格尔哲学；二是以变化了的现实作检验尺度，说马克思的哲学已经与变化了的现实不符。这是非常错误的：其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两个不同的哲学形态，把黑格尔哲学作为评价标准显然有失公允；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要坚持它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坚持马克思对其所在社会具体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遇到的社会矛盾，如今大多已经缓解，而当前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机会接触。我们并不能要求马克思100多年以前就为今天的问题预备好答案。
四、解决“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哲学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趋势的方法。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真正意义不是单纯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而是把握他的方法和基本精神，重新认识马克思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在此基础上认识和改造当今社会。对于这一点，甚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概括地说，这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18](第6页)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就属于这最后一种现代思想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极端最终颠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古典关系。”[18](第7页)
温迪·林恩·李在《马克思》一书中评价马克思时则认为，马克思被误解了。并“希望邀请读者用一种与马克思的哲学构想相一致的方式来‘提炼’马克思主义，这种构想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即要通过深思熟虑的和集体性的行动来提升这个世界。”[13](第3~4页)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使得人们不能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进而言之，它要求根据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对理论所产生的意义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并指出：“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若赞同理论与实践的能动统一，那就可以避免像宗教教条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检验一切价值和效用的永恒真理。同样，这样做还可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相容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其自身的理论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理论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一环境的产物。”[17](第194～195页)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认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和机遇将为资本主义重组和刚刚兴起的技术资本主义新制度作出解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这一艰巨的任务提供了最好的视角和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在为发展现时代的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强有力的根据。”并且，“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组和危机进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须发展新的范畴和分析。”[17](第29页)他强调：“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它首先是对这种理论的歪曲)的解体而谴责它，是过分简单化和徒劳无益的。”[17](第30页)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崭新的哲学形态，已经无法再用传统的哲学评价标准来衡量。因而，解决“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的根本途径，并不在于如何在传统哲学的框架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变通，而是要跳出传统哲学评价标准的局限，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和实际关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系的高度，确立哲学基本形态的划分标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哲学评价标准的指引下，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哲学本质之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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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