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他们的父辈，“80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使其率先扎根于城市、彻底转化为市民,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第一步”。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已经超过全部农业转移人口的一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指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户籍仍留在农村的“80后”及其眷属,是农业转移人口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他们进城务工并渴望在城市长期生活，相比于他们的父辈,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促使“漂”在城市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使其率先扎根于城市、彻底转化为市民，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第一步”，也是破解全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劳动力和跟随其进城务工的眷属。提升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是实现城市融入的首要条件。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劳动力，通过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达到产业要求，就业后获取工资收入，这些收入连同在农村的土地收益形成稳定的收入流，从而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长期生活提供最根本的物质前提。
对于政府而言，还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建立完善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机制，从而彻底解决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打破深度城镇化的瓶颈。
所谓“城市融入机制”，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城市融入利益各方的联而形成的动力模式，包括管理激励、责任分担、资源整合、进程调控等机制。城市融入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政府、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城市融入系统的基本要素,通过建立诸要素之间的联系，能够形成相互耦合的城市融入作用机制。具体为：
依靠城市融入公共管理激励机制，形成促进城市融入的合力。建立以民生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作为政府绩效考评的重要项目之一。激励政府所属相关部门，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达成共识，加大对公共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满足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住房、就业、婚育、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资源的需求。
依靠城市融入责任分担机制，分类化解城市融入问题。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分担城市融入责任:在社区层面,政府支持并激励社区，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全方位的社区服务，搭建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交流的平台。在企业层面,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使企业全面落实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自觉维护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依托职业培训满足岗位对员工的能力需求，提高其技术技能。在非政府组织层面,政府应不断拓展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空间，使非政府组织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便捷的社会服务；组织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开展义工活动，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格局。在人口主体层面，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应自觉接受教育和培训，提升自身就业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增进与城镇户籍人口的相互了解。
依靠城市融入资源整合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人口承载力。政府应建立超越联席会议制度的公共资源供给决策机构，根据需求的紧迫性与否，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必需的公共资源进行排序，评估教育、医疗、就业服务等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量。搭建民主科学的决策平台，测算公共资源所承载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根据尚未享有公共资源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测算未来年均公共资源配套数量，并付诸实施。
依靠城市融入进度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城市融入进程。政府应清理以户口性质分野的法律文本，反馈给立法机关予以更正，确保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平等享受公共资源。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建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信息系统,按照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义工积分，或者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劳动力在该城市的社会保障缴费年限，从高到低排序，分值高者优先享受公共资源,逐年类推。与此同时,应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整合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收益，用以充实社会保障账户，简化与农村的利益关联,提高城市融入的稳定性。
以上四种作用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目标指引下,通过激励触发，调动系统诸要素参与城市融入的积极性，带动融入机制有效运作。政府还应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在建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机制过程中务必做到“可控”、“有序”。“可控”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做好人口基础信息核查工作，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的视野，保障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有序”是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而言的，是指在现有的公共资源条件下，根据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贡献大小设置享受公共服务的“流量阀”，通过“流量阀”的调节，有条不紊地使之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同时，政府还应根据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流量，加大公共服务配套，尽可能缩减其城市融入的时间。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