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满怀期待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理论人才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希望。培养造就更多有远大理想、优秀品德和真才实学的青年理论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历来有重视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实施“创新工程”和“高端智库”建设中，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砥砺成长，已成为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充分发挥这些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经院领导批准，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特隆重开辟“新秀”专版，陆续推介山东社科院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成长体会，以更好推动青年理论人才茁壮成长。
学术着眼于生活
——我在科研路上的所学和所思
李文娟
在我看来，学术不是凭空的理论想象，而是智者针对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开出的有效处方。既是智者的处方，对待学术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需要对生命充满仁爱和敬畏之心，需要对理想生活孜孜不倦地去追寻。孔子周游列国14年，为减轻百姓生活疾苦，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国推广仁政礼治的良药。苏格拉底经常走到各种阶层、各种年龄的雅典人跟前，耐心听他们讲述现在的生活境遇，以及过去是如何度过的。可以说，我们所尊奉的孔子思想、苏格拉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着眼于生活。
一、知行合一
儒学是我的事业，也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我生长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以及寡居的堂祖母，父亲是一家之长，他主外，母亲主内。父母对四位老人极其孝顺，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到老人们各自房中，在精心照料下，老人们都很高寿，曾祖母活到106岁。父母对孩子们也极其疼爱，虽然我们姐弟多，但都在他们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小时候不曾受过半点委屈。我们姐弟感情甚笃，互相谦让，从不争吵。父亲用中国最传统的观念教导我们如何洒扫、应对、进退，他用最朴实的话去诠释孟子的“性善论”：“世界上没有坏人，只是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们，要好好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父亲用自己的行动教导我们要讲诚信。我上中学时，父亲承包了家乡一段公路的建设工程，他日夜忙碌在工地，完工后第一时间将工钱分发给乡亲，宁愿自己亏本也从不拖欠乡亲们的工资。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修建的这段公路历经二十多年风雨沧桑至今完好无损，每次从那里经过我们都要感叹一番。父亲不懂儒学，却给了我们一个儒家式的教育，也使我对儒学有了心灵的契合。
在求学路上，我遇到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的教导和帮助造就了今天的我。姑姑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手把手教我写作文，叮嘱我写作时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尽力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触，恰如“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圆”“皱纹老茧道尽心酸苦楚，花开花落倾诉春夏秋冬”。到今天看来，这种真诚与真实情感的表达，与儒家所提倡的“直”的概念有密切联系。儒家讲的“直”，确切说是公正坦率，既要敢于表达真情实感，还要勇于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论语》中所言“人之生也直”“举直错诸枉”“以直报怨”等，都是儒家社会实践的衡量标准。
自2003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就读中国哲学硕士，我开始由儒家生活体验进入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幸运的是，开学第一天便听了牟钟鉴先生关于“中国礼义精神文化”的讲座，当时就对中国的礼学和礼治产生了憧憬和向往。碰巧导师王文东教授研究礼学，看我对此感兴趣，他很高兴，建议我将《仪礼》作为研究方向。王老师是典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家中藏书充栋宇，每日拥书南面，乐在其中。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仪礼》这本书记载了古代士人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诸多礼仪，细目繁多，尽管我读了又读，写毕业论文时参阅了很多史料，还是被王老师一遍一遍挑出问题，前后修改了足足八次。答辩那天，一向表情严肃的王老师终于展开了笑容。直到那时，我才松了口气，心想自己虽然愚笨，好在勤能补拙，总算没辜负老师的良苦用心。
之所以对中央民族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因为这所学校赋予了我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因为这里有很多像亲人一样的老师。牟钟鉴先生是哲学系的泰斗，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他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当我们遇到问题也会跑去找牟先生咨询。牟先生常说“用道家精神去做儒家事业”，因为儒家是一种动力系统，强调社会参与，而道家是一种调控系统，人有了焦虑可以用道家精神进行自我调适，寻求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世事纷繁复杂，我们在修养自身和参与社会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矛盾冲突，从而陷入思想牢笼难以挣脱，秉持道家的超脱境界去求学问道，的确是一种上策。
硕士毕业后，我先去了曲阜工作。曲阜是一座文化古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文人墨客经常集聚在此，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也愈发感觉到自己学术水平的不足。经过几年的学术研究，我发现自己写的文章比较空泛，大多是哲学理论堆积，缺乏史料支撑，迫切需要一位哲学、史学两方面均有造诣的老师指导。于是，我于2012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的博士，开始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学习。梁老师是一位热心人，对年轻人极力提携，乐意帮助每一个前来求教的学生，他不吝将最好的学术资源与人分享。跟从梁老师学习后，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眼界博大，没有门户之见。在学术上，无论是对古代的思想，还是今人的观点，他都尽力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吸收和评价。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一文中就强调，写学术史一定不要有门户之见，不然会产生眼界狭窄、师心自用、束书不观的副作用。本着这种学术精神，梁老师呼吁学界平等看待孟子、荀子对儒学的影响和贡献，摒弃千年来的“孟荀之争”，提出“统合孟荀”的儒学发展进路。东汉班固《白虎通·三教》曰：“教，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梁老师的言传身教，实为我开启了一片广阔的学术天空。
知行合一，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所提出的道德修养理论，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种治学方法。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提出“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他阐述的非常具体，“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通过对知行合一观念的领悟，在科研道路上，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积极的探索精神，我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用心感悟经典理论，接纳它、吸收它、相信它，使它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将其贯穿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二、独立的思想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题着陈寅恪为其作的碑铭，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又言“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也要突破固定思维的条条框框，使自己站的更高，看的更远。
《晚报文萃》上有篇名为《习惯与偶然》的文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在印度和泰国随处可见的情境：一根小小的柱子，一截细细的链子，拴住了一头几千公斤重的大象。驯象人在这些象幼小的时候就用一根较细的链子拴小象，小象无论如何怎样使劲也无法挣脱。就这样，这些象慢慢认识到链子是永远无法挣脱的，直到它们变成几千公斤重的大象时，仍然这样认为。尽管这些大象只要稍微使点劲就可以立刻把链子扯断，但是由于它们连想都不会这样想，所以主人们从来不用担心大象会挣脱链子。看完这个故事后，我深受触动，这条细细的链子好似我们的思维习惯，如果按照思维习惯去进行学术研究，只能围着同一个问题原地打转，止步不前。帮助我们突破思维习惯的办法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就是查阅原始资料、与人沟通交流观点、虚心求教，然后再回到原有问题进行反思，谨慎叙述自己的结论。
2018年初，我参与了路德斌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荀学史”，负责写作“宋代荀学史”的内容。学界讨论宋代道统观的文章甚多，且大都认为宋代的儒家学者持“尊孟排荀”的态度，有些学者甚至不加考证就照搬此观点。至于具体哪个学者排荀，排荀的具体原因等，这些细节在现有成果中却都没有交代清楚。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开始搜集宋代几乎所有儒家学者的评荀言论，并将这些言论拿到《宋史》等历史资料中进行比对，发现宋代初年的主要儒家学者孔道辅、孙复、石介、韩琦、苏洵等人的道统论辩中并未出现“尊孟排荀”的迹象，而是持“孟荀同尊”的坚定态度，唯有欧阳修出现了思想冲突，先尊荀，后尊孟，但是到最后摆明了“孟荀同尊”的立场。带着这个新的发现，我向路德斌老师求教。路老师是荀学专家，看问题更深入，更加切中要害，他建议我再考察一下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比对一下两人的道统观。经过路老师的指导，我进一步发现苏轼作为欧门弟子，对欧阳修十分崇拜，甚至将欧阳修列入儒家道统；同样，欧阳修的评荀观点对苏轼等宋代中期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荀子的质疑引发了北宋中后期的疑古思潮。所以经过详细论证后得出结论：欧阳修的思想冲突反映出北宋初期与中后期不同的学术特征，也反映出其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欧阳修后期一度“排荀”，可以看作北宋中后期疑古思潮的发韧。2018年9月，这篇文章使我荣幸获得“儒学研究新锐奖”，受到清华大学陈来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老师的好评，也使我更加坚定以独立的思想和虚心求教、刻苦钻研的态度做学术的决心。
独立的思想体现在“为学为己”。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为己，不是自私，而是修己；为学为人，不是利他，而是炫耀。在这个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也很难平静下来，长时间高负荷脑力劳动，来不及思考自身行为的目的和意义，等到疲惫不堪、濒临崩溃的那一刻，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在青年人群中流行一种病，叫“空心病”，最直接的表现一是厌恶学习，认为学习没有意义；二是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在学术界，也有这种“空心病”的存在，把学术当作一种工作任务，而非出自兴趣；把学术当作一份快餐，着急忙慌赶热点。依我之浅见，学术需要冷静的思考，清楚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需要在独立的研究领域站稳脚跟，淡泊自守，学习“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精神；避免学术研究功利化，心能静，身能安，对自己的学术价值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心存温情与敬意
在所有读过的书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开篇的一段话，原文如下：“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儒家史观。也有学者担心，用温情与敬意去看待历史，会有失客观。可是，我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位儒家学者的忧患意识，他希望本国国民以温情和敬意去认识历史，去理解历史，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推诿责任，而是将自己看作本国历史的一部分，总结经验教训，勇敢担当起承继历史的使命。
我非常认同钱穆先生的这种读书信念。甚至认为，我们不仅要对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还要对传统文化和现有生活充满温情与敬意。冷冰冰的战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仅仅是历史的插曲；人类的智慧、繁荣的文化，才是历史的主题。有着“千年名门望族”的钱氏家族就是一个历史缩影，自唐朝末年到今天，钱氏家族经久不衰、人才辈出，载入史册的名家逾千人。近代以来，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学森、钱玄同、钱三强、钱伟长等顶尖人才都出自这个大家族。历经千年，钱氏后人现在名震四海、遍布五洲，然而并没看到钱氏有多少私家庄园和田产，而是看到他们依然秉承着“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的《钱氏家训》奋斗拼搏在世界上各个领域。钱氏家族故居位于无锡城边的七房桥村，今年年初我曾专门去探访，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处不甚大的庭院，里面坐落着钱氏家族资助贫困家庭学生读书的学堂“怀海义庄”，正堂悬挂着著名的《钱氏家训》牌匾，处处可感受到钱氏家族的家国情怀。这样的家族精神，怎能不让我们感动？无锡之地向来重视文化，以读书为上品，私塾、书院随处可见，此处又紧邻太湖，人杰地灵，除了钱氏，还有谈氏和秦氏两大书香世家，仅仅一个小娄巷，自宋代以来，便出现过一位状元、十三位进士和十五位举人。令人感叹的是，在小巷子里出来遛狗的年轻人会主动上来打招呼，并告诉你拐弯有条路是单行道，要向另一个方向行驶才不会违章；无锡城中楼宇众多，路上行人却很稀少，遇到红灯司机们会把车停到距离斑马线四五米以外的位置；在休渔期，太湖边上的渔船会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岸边都是干干净净的，未曾有一片垃圾漂浮。我想，这种处世态度，便是对历史、文化和生活最深层次的温情与敬意。
探访钱氏故居时，在无锡所遇到的人和事，都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几经风雨飘摇，陷入“花果飘零”之境地，直到现在也有许多人产生质疑。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无法置身事外，只能与其共进退。最近几年，我与安乐哲先生接触较多，这位头发花白的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说：“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他以中西方哲学比较为例，认为西方哲学是系统性的哲学，而中国的四书五经是要继承下去的，每个时代都有学者去注释它们，扩大它们，正是因为这种连续性的活的传统，才使得中国文化不会断层。当然，传统文化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不应该采取一刀切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可期，需要我们多一些温情与敬意。
温情与敬意，是一种治学态度，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感恩方式。从学以来，得到无数人的帮助和指点，我始终心存感恩，惟以温情与敬意回报；学有小成，是以前辈学人的成果为基础所得，惟以温情与敬意回报。难忘2015年，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之初，我来到山东社科院，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儒学专业的科研人员，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虽然中心刚成立，但已有30余年的儒学研究基础，曾有数位儒学前辈创造了历史辉煌，我岂能辜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30年后的儒学已放眼国际，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有了更艰巨的学术使命，这里有这么多学术同仁不懈努力，相信未来会更好！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附录：入职山东社科院以来的学术成果
专著：
1.《安乐哲儒家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学术论文：
1.《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安乐哲“儒家互系性思维”解读》，《光明日报》2017年12月9日。
2.《宋初三先生与泰山书院》，《大众日报》2017年11月29日。
3.《走出个人主义的理论困境—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解读》，《汉籍与汉学》2017年第1期。
4.《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探析》，《社会儒学论丛》2017年第1期。
5.《二程的荀子观》，《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4期。
6.《古代礼仪的阐释及其创造性转化》，《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4期。
7.《儒家在乡村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探析》2017年10月。
8.《古代礼仪与现代价值》，《儒学与君子之道》2017年10月。
9.《儒学与社会和谐》，《山东蓝皮书》2017年5月。
10.《安乐哲的儒家民主观》，《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2期。
11.《儒学与实用主义交流互鉴》，《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2期。
12.《礼仪非儿戏》，《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0日。
13.《儒者·儒行·儒学—安乐哲教授访谈》，《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1期。
14.《康有为〈大同书〉的女性观》，《儒家大同思想的现代价值》2016年10月。
15.《荀子论“儒”及其意义》，《山东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5日。
16.《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孟子人性论研究—以安乐哲孟学思想为主线》，《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17.《西方汉学家眼中的孔子和礼文化》，《孔子研究》2015年第2期。
18.《家庭中的“孝”—安乐哲对〈孝经〉的解读》，《光明日报》2015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