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满怀期待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理论人才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希望。培养造就更多有远大理想、优秀品德和真才实学的青年理论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历来有重视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实施“创新工程”和“高端智库”建设中，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砥砺成长，已成为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充分发挥这些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经院领导批准，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特隆重开辟“新秀”专版，陆续推介山东社科院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成长体会，以更好推动青年理论人才茁壮成长。
学之专 做之实
——漫谈我的学术研究
杨素雯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就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对问题说得出道理。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只有系统地学习，重视积累的过程，才能不断地提炼思想，拓展思路。同时，研究具有目的性，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这也是一名研究者的真正价值和追求。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一、田野调查，立身之本
我的大学本科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但在考研时我选择了跨专业。虽然当时对社会学专业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我却一直对“社会学是什么”充满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社会学从西方舶来，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较短，是一个相对年轻、相对薄弱的学科。在确定好要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目标后，利用一年的时间，我收集了各种专业资料，努力备考，终于在2007年以社会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院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包括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著名学者，在他们“学以致用”“多元一体”“学术研究中国化”等思想的影响下，形塑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在这种深厚浓郁的学术氛围中，我倍加珍惜自己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前两年，我去听了很多课来弥补自己专业的不足，一种是知识性的，即国内外各民族、各地区的知识；另一种是理论性的，即国内外社会学专家学者们观察、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各个角度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研究方法，特别是调查的方法。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异文化转向本土文化，从简单的村落转向复杂的社会，方法论的转型也受到了挑战，唯有田野调查法在学科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田野调查是社会人文学科的立身之本；没有实地调查资料作为研究依据，就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平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主要从事边区开发和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生的足迹遍布我国大江南北和老少边穷地区，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思考，写出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经典之作，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徐平教授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经历概况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记得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徐教授安排我讲述费老先生的《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对我的触动很大，全书仅数万字的篇幅，却完整地展现了一个花篮瑶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但是这次调查也十分悲壮，同行的新婚妻子王同惠因救他而牺牲。可以说，大瑶山之行成就了一个不平凡的费孝通，由此开启了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发展方向。徐教授也像当年费先生一样，只负责为学生开路，剩下的事情便交由学生自己去做。第一年上课、读书，第二年开始走向田野，去践行费孝通先生扎根“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正是在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抱负的影响下，在徐教授“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引导中，我逐渐对“社会学是什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研究生阶段，我有过两次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经历。第一次是为期一年的北京城中村调查。2008年6月至9月，我和五名研究生同学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的暑期调研活动，以北京市肖家河社区为调查点，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我们通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帮助社区入户统计流动人口资料、参与当地流动人口组织的志愿服务工作，逐渐与该社区的流动人口建立了初步联系，并也引发了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探讨。为了进行深入研究，我继续从事当地流动人口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工作，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当时我所在的组织是“新居民之家”，服务对象是流动妇女和流动儿童。因此，我更加关注女性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社会流动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过程事件，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交往，进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研究流动女性发展问题，既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自身生存，也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于是，我采用个案调查，对20位女性流动人口进行了两次以上深度访谈，希望通过时间的推移，捕捉到她们的一些变化，以促进对她们生活经历的认识。最后，我在六万多字访谈日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女性流动人口的生命历程事件分析——对北京市肖家河社区的实地研究》。
第二次是2009年7月至8月，我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滇越跨境民族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该课题是通过全面调查跨境民族跨国流动的基本情况，深入分析人口流动的原因，为边民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我和课题组成员远赴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深入滇越边境的瑶族村落进行调研。当时虽然天气炎热、路途遥远，还有语言不通等困难，但调研的收获颇丰。当时每一位访谈对象所表现的那份朴实与真诚，至今让人难忘。当然，调研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把边民生活现状描述出来，而是挖掘边民的利益表达和文化诉求，为边民政策的制定找准着力点。在这次调研中，我也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稳定”的概念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对于跨境民族研究而言，更要赋予一定的时间性。其次，田野调查前期准备和经验积累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一次入户时，户主告诉我们其家里有小孩刚出生七天，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期间外人是不得进入其家里的，当时在场的我们都为自己不了解情况贸然入户而感到尴尬。基于此次调研，我与课题负责人合写的《从“权力下乡”到“权力在乡”——滇越边境瑶族村志变迁实证研究》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二、术业有专攻
2010年10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日本东京都政府“亚洲人才培育基金”奖学金，进入首都大学东京攻读博士学位。“亚洲人才培育基金（アジア人材育成基金）”是日本东京都政府与首都大学东京合作，为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目的是让优秀的亚洲学生在日本攻读博士课程，培养其成为解决大城市发展问题，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高级人才。当时学校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和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挑战。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面试考试、日常授课、学术论文发表都要求使用英语，但是没有日语基础意味着我要重新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适应生活和学习。其次是时间问题。日本的高等教育是“宽进严出”，日本学生在三年内取得博士学位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是要求用英语完成毕业论文的外国学生。另外，日本的专业方向划分非常细致，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利用自己的专业基础，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留学生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科研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和人生认识和思考角度的转变。
学术研究源于生活，周围的人和事会触动研究的灵感。2010年初到日本时，我的直接感受除了空气清新、街道干净、科技发达外，便是对老年人的印象。日本街头会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老年出租车司机、老年售货员、老年餐厅服务员比比皆是。日本作为一个超老龄化国家，平均寿命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许多研究表明，日本人长寿的原因除了环境、饮食习惯等因素外，还有ikigai（翻译为生活的意义）。比如当时和我同一个研究室的高桥先生70岁拿到的博士学位，目前还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因此，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开始关注日本人口老龄化，探寻日本老人健康长寿的原因。一直以来，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推迟退休年龄、提供老年人就业岗位、实施介护保险制度等。这些对于我国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发展有很多借鉴之处。
我的导师星旦二先生是一位老教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多年从事公共卫生领域研究。他一直倡导“健理学”的概念，致力于疾病预防，从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探索导致疾病的原因，以及促进健康公平性。2001年，星先生开始了一项“日本多摩市老年人健康生活的追踪调查研究”，之后每隔三年对该市65岁及以上全体老年人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多摩市位于东京近郊，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平均寿命相对较高，但是多摩市老年人的长期介护保险认定率却低于日本国家和东京都的平均水平。因此，充分了解该城市老年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能够为老年人口介护保险事业的完善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资料。这项大规模的调查在日本非常有代表性，同时也得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三菱财团等的资金支持。星先生后期一直带领研究室的学生深度挖掘调查数据，他当时也希望我能继续利用这些数据资料，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发表一些英文的学术成果。我一直跟随导师学习高级统计方法，尤其是结构方程分析Amos软件的应用，为处理分析数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我多次参加多摩市社区老年人活动，并在两家当地“elderly day-care center”（老年人日托中心）从事半年的志愿服务工作。通过深入观察和访谈，了解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2012年，在导师的亲力指导和研究室同学的支持下，我以第一作者身份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国际城市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英文论文“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Dietary and Lifestyle Habit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ree Health-related Factors on Urban Elderly in Japan（日本城市老年人饮食和生活习惯、社会经济因素及健康三要素的结构方程分析）”；2013年，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环境卫生与预防医学》PubMed收录）发表了第二篇英文论文“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on the Long-term Care Needs of Urban Japanese Elderly:A Chronological Study（日本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因素、身体健康对长期介护需求的影响——基于一项追踪研究）”。有了调查数据的支撑、研究方法的掌握以及英文论文的写作基础，我也逐渐确立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即探讨日本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寿命的影响。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于2013年9月顺利拿到了首都大学东京城市学博士学位。
在日留学的期间，我深刻体会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可以说，学术交流是研究本身发展的需要；任何研究成果都是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他们的成果而取得的。鉴于学生的专业基础不同，论文的研究方向也不相同，导师会时常和学生们沟通交流。一是开展正式的研究室讨论会（seminar），每个月固定一次，每次由三到四名博士生发表意见，通过听取导师和其他学生的意见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完善。一般讨论会中大家会准备美味的食物作为晚餐，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中碰撞思想的火花。二是非正式的“tea-time”或“coffee-time”，导师每次来研究室都会煮好茶或者咖啡，召集学生一起聊天，交流的内容非常随意，既有最近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进程安排，也可以讨论日常生活问题。这样大家会在高度紧张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休息，同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此外，国际学术会议的参加也很重要。2011—2013年期间，我先后赴英国、美国、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了The 1st World Congress on Healthy Ageing（第一届世界健康老龄化学会）、8th World Congress on Active Ageing（第8届世界积极老龄化学会）、The 2n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第二届亚太健康促进与教育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每一次学术会议我都争取有发表个人成果的机会，不论是Oral（口头）形式还是Poster（海报）形式，都有助于我在人口老龄化研究领域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国际视野的开阔。
三、从实求知，厚积薄发
2013年10月，我从日本博士毕业后进入山东社科院人口所工作。如果说学生时代是前期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积累的过程，那么，从事科研工作就意味着我必须以实际行动实现研究者的真正价值。
在社科院这样一个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大环境下，在人口所浓厚的“帮、带、传”学术氛围中，我一直坚持将科研能力建设放在自身发展首位，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一直是我的兴趣点，因此我不断地学习学术前沿理论，把握自己的主攻方向。我利用在日本留学期间积累的关于日本养老服务发展的数据和文献资料，探讨日本应对老龄化的先进经验，分别在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美国应用老年学》）和Educational Gerontology（《美国老年教育学》）发表了SSCI论文2篇，在Japanese Social Medicine（《日本社会医学》）发表了英文论文1篇。2017年，我作为主笔人参与编写了英文专著The structure of healthy life determinants：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Aging Cohort Studies，并由世界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人口领域在发展和转变进程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我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我积极地申报课题，发挥人口学学科的应用作用。2014年，我开始主持省社科青年项目“日本养老模式变迁及对山东的启示”和省软科学青年项目“山东省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状况及干预对策研究”；2015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老年人社区健康服务需求及实现路径研究”的立项。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申报期间，当时我的大女儿仅出生3个月，丈夫被省委组织部选派驻沂水县担任“第一书记”，我只能每天在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之余，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去准备申报材料，去参加课题申报辅导和专家论证会，在所长和其他专家的悉心指导帮助下，努力克服困难，最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这不仅是对我科研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一个更新和更高的起点。
人口学研究是一项基础研究，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数据，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基本思路。人口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更需要深入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数据资料。记得在日本读博期间，导师经常强调“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才有发言权”。2015年，我深入沂蒙山区，通过对600余户农户进行留守老人健康专题调查，研究成果《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析》于2017年11月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和2017年，在山东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支撑项目“山东省养老机构发展瓶颈及其破解”和“山东省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研究”的调研中，作为核心成员，从制定研究计划、设计调查问卷、前期试调查、联系调研点和相关负责人，我走遍了全省16个地市的60多家养老机构，收集了1200份以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样本的调查问卷，为深入了解我省养老服务发展现状收集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执笔完成的《我省社区养老服务现状调查及建议》，获得了时任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回顾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历程，我非常珍惜自己获得的每一次机会，感恩所遇到的每一位良师益友，感谢所提供帮助的每一位调查对象。因此，我也会继续用理论武装头脑，在实践中提升自我，做一名真正的专家！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素雯简介：
1986年5月生，2013年毕业于日本首都大学東京，获得城市学博士学位，2013年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被评为副研究员。
附录：入职山东社科院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
1.The structure of healthy life determinants，Springer（斯普林格出版社），2017（合著）。
2.山东省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合著）。
3.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Japanese Suburban Elderly，Educational Gerontology（《美国老年教育学》）（SSCI），2017（11）。
4.Socioeconomic Status, Comorbidity, Activity Limitation,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in Older Men and Women:A 6-Year Follow-Up Study in Japan，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美国应用老年学》）（SSCI），2014（10）。
5.Prefectural Mortality in Relationship to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ng-term Care in Japan，Japanese Social Medicine（《日本社会医学》）,2014（7）。
6.健康中国视域下的“医养结合”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19（6）。
7.推进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2）。
8.探索居家老人“医养护一体化”服务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8）。
9.养老机构扶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1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中国人口报》，2018（2）。
11.大健康理念下流动人口健康服务提升策略，《中国人口报》，2018（6）。
12.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中国人口报》，2018（7）。
13.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
14.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2）。
15.机构养老：繁荣背后的乱象，《大众日报》，2017（2）。
16.流动人口社区健康服务的现状及对策——以山东省为例，《中国人口报》，2016（8）。
17.流动人口健康素养与提升路径研究，《中国人口报》，2016（12）。
18.健康扶贫体现精准之意，《大众日报》，2016（8）。
19.让健康服务跟上流动人口步伐，《大众日报》，2016（11）。
20.新时期我国养老模式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论坛》，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