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满怀期待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理论人才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希望。培养造就更多有远大理想、优秀品德和真才实学的青年理论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历来有重视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实施“创新工程”和“高端智库”建设中，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砥砺成长，已成为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充分发挥这些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经院领导批准，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特隆重开辟“新秀”专版，陆续推介山东社科院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成长体会，以更好推动青年理论人才茁壮成长。
思想与学术
——踏上学术道路以来的一些体会
尚文华
尚文华，1984年8月生，201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2019年1月被评为副研究员。
与众多人生道路相比，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艰难而又清贫，但却也无比丰富多彩。这条道路非常漫长，需要多年的积累才可能走上“正途”；同时它又需要极端的清心专注和深沉投入——人文研究尤其如此；而一旦探得里面的“奥秘”，又让人欲罢不能。在走上这条道路之初，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讲，哲学就是一部绞肉机，走过来看，确实如此；而通过这部绞肉机的“折磨”之后，人又会无比地强大有力量。从踏上这条人文研究之路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因着各种机缘，想在此谈谈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几个节点，并对这几个重要节点做一些反思，试着给出一些思考或者建议。
一、学术道路上的几个节点
2005年夏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节点。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从那个夏天开始，誓志投身于人文研究。在起步阶段，主要阅读中国学人的著述和翻译过来的西学经典。由于有人指点，一开始就养成了做文档的习惯，即：只要注意到一个优秀学者，就会把他所有的著述网罗到一起，先通读一遍，再沿着他的问题和思想路径做进一步的追踪。现在有了自己的问题簇和核心关注的问题，即使不会再通读其著述，但做文档，了解其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的习惯一直没有变。对于初学者，或者即将踏入学术殿堂的学子而言，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别人的问题和思路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进入问题、真正进入一种有意义的思考，否则就是自言自语。
2009年秋季，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研究生涯正式开启。由于是“半路出家”，加之前几年的广泛阅读，我的思维极其发散，因而无法进入规范的研究。以至于，我的硕士导师李章印先生曾对谢文郁先生讲过，“这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谢老师你得帮我一起笼住他”。真正的变化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那是出于跟随谢文郁先生及其众多学生一起阅读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的结果。在深入的文本讨论中，扭转了我不遵循文本，随意发挥想法的习惯。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所有的想法必须建立在文本的阅读中，不遵循文本的“随意发挥”根本经受不住文本的拷问。或许是出于自傲的爱面子，面对几次质疑之后，我就尝试着完全沿着文本思考，以至于即使尚未读到的地方，我都能“知道”接下来奥古斯丁会说什么。一学期的训练下来，我的自言自语少了很多，相应地，奥古斯丁的思路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学期末的聚餐中，谢老师说，让文华去教会里讲奥古斯丁，大家不会有什么质疑的。这个评价让我认识到文本对思想规范性的重要意义。
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的写作也开始规范起来。从2011年开始，因着对康德文本的阅读，我写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尽管是读书笔记，还是融入了我个人非常多的体察。这些写作很多都被采纳进专著《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也有数篇文章陆续发表。总而言之，这段经历让我对概念敏感起来，对逻辑也开始敏感起来，换言之，对一个事物之谓事物的本质界定，及其与他物之间的推演关系敏感起来。我称这一点是原理的基本形式——尚不是原理本身，不意识到这些基本形式，所有的想法只是意见而已，得不到有效界定和有力论证的意见不足以支撑人类的思想。
由于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原理问题，也在自身的经历中体验到了人的自由身位，我开始变得“狂妄”起来——现在想来，这种空洞但又凌厉的狂妄来自于康德，它乃是一个空无内容的形式性的巨大“空壳”。2011年秋季，与黄裕生、赵广明等诸位先生在青岛开会。在会上，我的敏锐与狂妄表现同样“深刻”。由于与黄裕生老师交往多年，他当着几位老师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这一点。“凭你的聪明，你能做很多东西，但这种狂妄和浅薄，会让你不能真正走远。”因着对他的敬重，这种批评真正进入我的内心，以至于有几个月之久都深深地陷入自责。在以后陆续的几年中，我向各位老师都表达了歉意。但这次经历让我在反思自我的顶天立地之余，开始从内心考察自我的局限性。这是我的学术能够从哲学转入宗教的一个社会交往方面的契机。
2012年5月到2013年5月，是我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因着这个节点，我的学术研究开始进入纯粹的思想-精神领域。在跟谢文郁老师一起阅读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某个瞬间，我有了某种基督徒式的信仰体验，对“光”有了切实的经验；在生病时的类似约伯向上帝求问的经历中，我有了对恩典的切实体验。这道门一旦打开，我开始突破了哲学式的以概念逻辑追问存在问题的“界限”，而直接对上帝（或哲学上的超越性存在）有了深度经验。之后的思想路程就是不断地反思这种经验的属性，并在这种经验的主导下，试图通过概念和逻辑不断地澄清这个边界，以图对各种对象的存在作出“规定”，并在“规定”之外，对对象的存在进行某种指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也会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所有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一系列的写作，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其中，有纯粹思想的解释，有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也有试图在人类生活的现代图景中理解它的根本来源，并且这个过程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目前，尝试的是在思想的推动下，深入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在深厚的具体生活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理解思想的有效性及其力度和深度所在。思想确实是对生活和历史的抽象，离开生活和历史，思想也确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但若止于此，思想对于人就是一种辖制，对于人性就是一种阻碍，对于生命而言就是一种无生命力的“骷髅架”。目前汉语世界的著述很大量的就是这种“思想”——更恰当讲是一种观念模式。我相信，把思想与历史（生活现实）内在地融为一体，从而为汉语世界对古典中国的研究确立一个典范，会是我一生的努力所在。眼下，尝试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是自由（有关政治方面的）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历史世界中的发生，有了这个尝试后，我会逐步地扩展我的历史视域和思想视域。
简述学术路途的几个节点之后，我想对我研究中的两个关键字“思想”和“学术”做点反思，也算是一点研究心得吧。这点心得和上述自述内在地相关。
二、思想与学术
严格讲来，学术应该是思想的载体，但又不仅仅如此。先说后一点。现代学术从属于科学范畴，科学之为科学在于对各领域的“客观”建构，以一个或几个自明的命题为起点，建构起来的逻辑体系。其要素必须包括这么几点：一是，自明的命题（至于其自明性是另一个问题）；二是，自明命题规约下的基本概念界定；三是，严格的逻辑推演，以使其尽量多地涵盖所解释的内容。第二点和第三点是评价一个体系有无科学性的依据，也是规范的学术训练最应该注意的点，甚至我们说到学术训练的时候，说的就是严密明确的概念界定和严格规范的逻辑推演。一个学者可以遵循既定的自明命题，或者说，不进入反思这个自明命题的领域，但绝对不可以不对概念作严格的界定和逻辑推演。历史领域、法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等等可以不深入反思其体系的基点（即自明命题），但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演基础上，否则称不上学术，而只是意见而已。
自明的命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作为科学的学术可以不反思它呢？这就涉及到学术与思想（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了。例言之，在英国近代史上，《大宪章》明确了自由人（封建主、骑士等）的自由，以及自由人的财产是不能侵犯的，因而（自由人的）自由和财产（权）是自明的，但随着一次次王权对自由和财产的侵犯，思想家们意识到必须对自由和财产权作进一步的论证，换言之，自由和财产并非像传统给定的那么“自明”，相反地，其自明性需要理性的论证。洛克、卢梭、康德等人都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表明，自明（性）不是经验的范围，也不是传统能说明的——经验和传统总是可以给出相反的论证，相反地，它是理性的产物，而一旦经过理性的绝对论证，它也就获得了有效性。因此，根据早期的自由和财产，我们能给出一套体系；根据经过论证的自由和财产，我们同样能给出一套体系。思想家的任务是行走在后一条道路上的，他首要地需要在理性中审视这些看似自明的“自明性”，其次是在理性中论证得到严格证明的、“真正的”自明性，有了这一点后，现代的财政制度、法律体系等等才能成为科学。
自然科学范围内同样如此。细胞学说，太阳中心说，原子论等等最初都是假说，有一种未经论证的“自明性”，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及其解释力度的不断增大，这些最初的假说，初级的自明性得到论证，因而成为自明的前提。这意味着，具体领域的科学是在接受自明命题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界定和逻辑推演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反思这些自明命题的自明性，但这并不意味思想家不反思这个问题，甚至正是经过思想家们论证之后，它才能是科学的。
学术与思想的张力正在于此。一种遵循论证了的自明性建立的体系，是学术，但其要点在于遵守概念界定和逻辑推演；而对于自明命题的自明性的论证则是思想的反思范围。换言之，学术是思想的载体，思想的论证需要遵守学术的基本规范（概念和逻辑），但它又不止于此，它试图在概念和逻辑之外论证自明命题的自明性，即不断地触及到得到界定的存在的边界。这种触及同时又为作为科学的学术提供最终的论证，因而思想又是学术的基础。在现代思想世界中，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终的一对关系。
论述至此，学者的学术道路也就明确了。规范性是学术的根本，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密的概念界定和严格的逻辑论证，缺了这一点，就只能是片段性的“思想”言说，或空无意义的意见表达。这一点尤其需要致力于所谓“中国哲学”研究的朋友们注意！不进行概念界定和逻辑形式的规约，个体性的体验、片面指责西化，都是不得要领的。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思想（存在、天命、道、上帝等）有所重新言说，并且这种言说让我们跳出科学，并对科学的基础有所反思——换言之，近代科学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让人不受制于科学，同时又能为科学提供其思想性的依据。
因此，古—今之别，中—西之别只是观念的产物。人类自古至今，自东到西，经历的都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对具体事物的经验，以及经验之外的先验要素（天命、存在等），如何描述具体的经验，以及在先验层面对具体经验进行提升，是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现代科学的进展给予人们的启示只是，在先验要素的推动下，以严密的概念界定和严格的逻辑推演刻画并不断提升具体经验。而先验要素的发生在具体历史阶段中不断地发生着变更，这种变更与具体经验层面作为一对张力不断地发生现实的效应。不进入这种效应，很难讲什么文化复兴，也很难讲什么古典精神。对于现代学术研究者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全的、层层累积的现代生活世界和现代思想世界，一旦持守某种古今中西之别，那么，这个视野也就丧失了；一旦这个视野丧失，我们给出来的只是一套观念系统。随着这个人的死去，这套观念体系也就寿终正寝了。
论述至此，在我看来，规范性，是学术研究的基准；有效性，是思想的基准。规范性指严密的概念界定和严格的逻辑推演，这是对事物及其关系的本质层面的界定和形式问题。有效性指思想的对象对现实生活的现实效力，它不应该是自言自语、神秘体验，亦或不经规范论证的其他什么；同时，它也能为具体的经验提供一个有深度、有力度的根基。我想，这也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传统的神学直到现在都有力量的关键所在。尚未起步的研究者，以及未曾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研究者，应该深切地考察其中的问题。
在这些大的方面的论说之后，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一些专题性的思考，在技术方面分享点心得。
三、有关学术训练和方法论
有关学术训练。首要的是文本。思想或学术是有其内在规定的，换言之，严格的训练首要地需要进入思想自行的运行轨道。这需要进入经典思想家的思考脉络，这个进入的过程同时是与思想家对话的过程，也是让自我进入现实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思想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严格地遵循并解释文本的基础上发生的。其次，思想的发生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规定了我们对文本的解释，也规定了我们自己思考问题的路径。另一方面，思想的本质是以某种理性的方式理解或解释自我的生存经验，这个经验可能是有关具体对象的现实的经验，也可能是超出现实对象的某种灵性经验，但无论如何，在描述或解释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的言说需要遵守基本的逻辑规定。——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把我们对经典文本的解释视为与经典思想家共同见证的过程。这是学术训练之谓训练的关键所在，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得差一些，“中国哲学”界可能要更严重一些。再有，就是我上面一再提到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演层面，这是进入规范的学术的必经之路，在此不再重复。总之，文本、经验，概念界定、逻辑推演，是衡量能否进入规范的学术道路甚或思想道路的关键所在。
有关方法论问题。方法规定了我们以何种路径进入文本，进入自己的思考，非常重要；甚至在传统的中国学术中，方法与实践等都是很难区分的。在走出可能是空洞的建构时代之后，对于现代学术研究来说，方法论首先必须是分析式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深刻”或“神秘”的经验，我们都需要在严格的分析中审视它所呈现的对象的一些基本规定——这些规定或者是刻画了它，或者是呈现了它的边界。无论是哪一种，理性的规定，而非私人语言或私人体验，主导了现代学术研究。这就意味着，分析首先以生存经验为基础，即它面对的对象是生存经验中的实际对象；其次要对之做严格的概念界定，无论是规定性的界定，还是引导性的界定，对经验对象做界定都是分析的重要内容。在西学领域中，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方法，还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等人的生存论的分析方法，还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实际经验以及对实际经验的理性界定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何谓实际经验，以及如何分析这些实际经验，本就是在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呈现的。
以上便是我有关自己研究的一些简单心得和体会。抛砖引玉，希求方家指正！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附录：2016年9月份入职山东社科院以来的学术成果
一、专著
1.《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自由与处境——从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二、发表论文目录
1.“道德与政治的分野与互动”，《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17年第2期转载）；
2.“真理情结中的人论——爱任纽《驳异端》的相关文本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
3.“重思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
4.“情感分析与形而上学——再论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学术研究》，2017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18年第1期转载）；
5.“善良意志，还是敬重情感？——再论康德的自由概念”，《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6.“可能性概念与近代科学无限观演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2期；
7.“理性与秩序——利玛窦的理性世界及其对儒家世界的批评”，《齐鲁学刊》，2018年第4期；
8.“从自主性到接受性：论施莱尔马赫的新宗教观”，《基督教思想评论》，2017年，第22辑；
9.“重思真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种观念史的考察”，《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
10.“对尼采式虚无主义的‘生存-情感分析’”，《宗教与哲学》，第7辑，2018年（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18年第9期全文转载）；
11.“论牟宗三对上帝之‘人格化’理解的误区”，《中国文化论衡》，2017年；
12.“大地上的自由——叶秀山先生的哲学遗产”，《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