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收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二批）。《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编辑部约我谈谈有关体会，我将30余年来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形态学研究的主要经历和基本感悟加以梳理和总结，以求教于哲学界方家，进一步激励自己在哲学创新道路上不断前行。
准确把握学术前沿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是我由科研起步期走向科研成熟期的一篇文章。这一时期，现当代西方哲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冲击非常严重。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拒斥形而上学”运动相伴随的实证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分析哲学等学术思潮的冲击。如仅检索1999—2000年的《哲学研究》，就有叶秀山在《哲学研究》1999年第6期发表的《“哲学”须得把握住“自己”—从海德格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想到的》,〔英〕B.J.希尔于《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发表的《西方哲学过去十年的主要进展》，陈曼娜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发表的《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1999年8月12—15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发表了会议综述《从分析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记全国首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关家麟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发表了《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探解及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杨耕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幽灵〉》,毛崇杰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解构的激情与“‘后’之后”—评《马克思的幽灵》，“中国哲学年度发展报告”编写组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跟踪研究》，黄力之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也谈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新兴的系统科学理论的冲击。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兴起了系统科学，具体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等级控制理论、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灾变理论）、混沌理论和大系统理论等。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的同时，也试图用这些理论来丰富和发展中国自身的哲学理论。如，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系统哲学学术委员会发起的全国系统科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5月13日至18日在黄山举行，并于《哲学研究》1991年第8期发表了赵阳和廖长春撰写的《记全国系统科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阂家胤于《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了《系统科学的对象、方法及其哲学意义》，鲍宗豪和李振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发表了《社会控制的哲学反思——兼与杨桂华、何怀远等先生商榷》，叶秀山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9期发表了《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大家叶秀山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9期发表的文章《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叶先生的这篇文章，虽然非常抽象，但总体而言无非表述了以下两个观点：
（1）“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仍是众人最为关心的传统问题——虽然叶先生没有明说，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显然没有被排除在外；
（2）如果说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那就只能是叶先生所说的“混沌”，亦即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另一个“本体”。
与此相关，我得出两个判断：
（1）叶先生这篇文章本身自始至终都在运用本体论哲学“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推演绝对体系”的研究方法；
（2）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来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仍然是当时国内哲学界十分流行的一种方法。
正是基于这两个判断，我开启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
科研就是创新
有了对学术前沿的实质性把握，我开始了自己的针对性研究。叶先生为代表的这类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它既不是叶先生所说的“本体论”哲学，也不是叶先生所说的“知识论”哲学，因而并不能用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引起了一定反响：
其中，我最为得意并为我的终生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的一篇文章是在《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论哲学基本问题的唯一性》。这篇文章认为，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所共同拥有的、最具普遍性的问题，是贯穿于一切哲学体系当中，在一切类型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重大问题，它是一切类型哲学的中心和灵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出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共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这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恩格斯论述得很清楚；其次是思维与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怎样实现意识内容与客观世界的一致；二是怎样在正确的意识指导下有目的地改造世界。从马克思的一贯论述来看，他更重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更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更加强调“改变世界”。从哲学发展史来看，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是片面强调主观性，在本原问题上把思维视为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东西；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则是片面强调客观性，在认识论和历史现实中抹杀了主观能动性，割裂主观与客观，而导致理论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实践出发，把主观能动性引入了唯物主义，从而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实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及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这篇文章认为，马克思重在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为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都是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片面强调主观或客观。这为我此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内）截然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该文虽然有些稚嫩，但由于观点新颖，发表以后被《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摘要介绍，并获1999年度（第15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不仅使自己的哲学研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也使我认定了科研就是创新这个硬道理，坚持不乱写文章，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超越自己。
发表于《文史哲》2000年第6期的论文《形而上学批判》，已经是一篇比较成熟的文章。这篇文章已经明确地把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两个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来描述。文章首次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和根本缺陷进行了自己的提炼和概括，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是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与其全面对立的不是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法。唯心主义辩证法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形而上学对立，但最终必然导致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全面对立的形而上学，理论上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上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实践上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唯物辩证法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上，作为世界观，要求哲学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从事物出发，要求哲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全人类谋利益。二是认识上，作为关于对事物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全面联系的和不断发展的，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事物的内部矛盾；三是实践上，作为认识和改造事物的方法，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践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唯物辩证法是这个三方面的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唯物辩证法是一块整钢，无法从中提炼出“纯粹的辩证法”或“纯粹的唯物论”。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反对理论和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也反对实践上的形而上学。文章发表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作了摘要介绍。
接下来，我又在《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发表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及其现实表现》、在《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发表了《形而上学还是唯物辩证法》、在《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发表了同叶秀山先生商榷的文章《关于哲学有没有什么新问题的思考》，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到《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发表时，本人的学术观点已经比较成熟。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它是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本质区别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受传统形而上学模式的严重影响。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英文版2003年第3期摘介，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12期复印，并获2002年度山东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度（第18届）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收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
不断攀登新高峰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能不能确立远大的科研目标，直接关系到一个科研人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爱好和事业一致，是研究最有利的条件。我很幸运，爱好哲学，适合研究哲学，又恰恰从事了哲学研究。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常常自称是“为哲学而生的人”，宣称自己“累并且快乐着”。
我这样看：既然研究就是创新，那么古往今来任何“大家”和“权威”的观点都只能是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有待被“突破”、被“超越”、被“发展”，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连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理论都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被发展，还有什么不能被发展的呢？那种把两千年以前甚至更早的“圣人”“圣言”奉为金科玉律、奉为永恒真理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在我看来，学无止境，研究更无止境。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应该敢于站在“大家”和“权威”们的肩膀上，去不断创新和突破，而不能邯郸学步、人云亦云。在我的研究生涯中，始终把打通“中西马”作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不断调整研究计划。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9年—2001年底，为科研起步阶段，兼职从事哲学研究，成果形式仅限于科研论文，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
第二阶段是2002年初—2008年底，已经专职从事哲学研究，专著《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相继出版，并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发表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发表了论文《从“两个对子”到“两大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的层次与标准》，研究进入成熟期。其中，专著《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2002年9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0日学术版、《光明日报》2002年10月22日理论版、《哲学动态》2002年第10期和《大众日报》2003年1月11日理论版发表了书讯，2003年《中国哲学年鉴》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1期发表了内容概要，《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新闻出版导刊》2003年第7期等发表了评论文章；专著《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2005年12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2007年1月16日理论版、《人民日报》2007年3月26日理论版予以评介，《哲学年鉴2007》详细介绍；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本文开头已有介绍，不再重复；论文《从“两个对子”到“两大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的层次与标准》，发表于《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5期摘介，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3年第12期复印，获2003年度山东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些成果，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现当代表现形式，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本质区别的总抓手，为创立哲学形态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为我的哲学研究再上新台阶的时期，专心从事新学科“哲学形态学”的开创性研究。这一时期，2009—2012年赴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启动了哲学形态学研究，论文《论哲学形态的功能、层次及其划分——兼论中、西、马哲的共同繁荣》，发表于《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博士论文《哲学形态的功能、层次及其划分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我哲学形态学研究开了一个好头；2012—2016年，为哲学形态学攻关时期，2012年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哲学形态学研究”，2014年完成课题并顺利通过鉴定；2015—2016年底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哲学形态学研究”的最终成果进行仔细推演和完善，于2017年初形成国内外首部《哲学形态学》书稿，送人民出版社待版。同期，由于哲学形态学研究的需要，我开始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工作，除了完成了哲学形态学相关章节的撰写任务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与此同时，还承担山东社科院的创新工程支撑项目，完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通俗读本《走出彷徨：马克思教你科学独立思考》，并于2016年1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前，我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形态及其演变研究”。计划在该课题完成之后，再写一部逻辑学方面的著作、一部专论形而上学的著作，真正实现我打通中西马的夙愿。但愿我能如愿！
最后谈点体会：科研是一项最为艰苦的脑力劳动，也是一项以创新为本质要求的脑力劳动。它需要科研人员戒除浮躁，坚持不懈，勇于超越权威，勇于追求真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真见卓识的专家学者。
郝立忠简介
郝立忠，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1960年8月生，1985年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期间在武汉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2001年聘任为哲学研究所所长，2002年晋升为研究员，2006年评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0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2011年晋升为二级研究员。兼任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等职。长期痴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形态学研究。主要成果有《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研究》《走出彷徨：马克思教你科学独立思考》《哲学形态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