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满怀期待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理论人才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希望。培养造就更多有远大理想、优秀品德和真才实学的青年理论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历来有重视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实施“创新工程”和“高端智库”建设中，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砥砺成长，已成为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充分发挥这些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经院领导批准，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特隆重开辟“新秀”专版，陆续推介山东社科院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成长体会，以更好推动青年理论人才茁壮成长。
将生活塑造成适合学术研究的方式
——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一点体会
刘晓宁
写这篇文章时一直怀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一是学术之路尚短，谈感悟为时尚早；二是并未取得有分量的成果，谈经验力有不逮。只能讲讲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体会，以向前辈与同仁求教，同时也反思和鞭策自己。
学术研究是获取知识、继承和发展理论、开拓新领域、探索新发现、提出新思想的研究活动，这种活动固然需要与他人的探讨与交流，需要走出去开展调查研究，但在我看来，做学问归根结底需要练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你能否在学术道路上有所成就的基础。这种能力的练就是一段相对封闭的过程，需要耐得住“寂寞”才能略有小成，才能厚积薄发。回顾我不算太长的科研历程，其实也是一个从忍受寂寞到习惯寂寞，再到享受寂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确了将科研和学术作为终身事业的信念，并且努力将生活塑造成适合学术研究的方式。
明确目标
——是否以学术为业？
在是否将科研当成终身事业这个问题上，我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纠结与徘徊。2007年硕士毕业时，科研工作并不在我的未来规划当中。同当时大多数的经济类专业同学一样，各类金融机构是我们就业的首选，我也如愿以偿地应聘到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喜欢和曾经想象的工作的样子。半年后，在付出入职后全部工资的违约代价，我从中信银行辞职，通过全省事业单位统一考试考入山东社科院。金融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当时的社科院跟现在也有很大差别，科研任务较少，而我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研究方向，甚至没有明确是否要将科研这条路走下去，在徘徊和左顾右盼中蹉跎了几年。回想起来，最开始将我留在社科院的其实不是对科研和学术的喜爱，而是院内融洽自在的氛围，是亲近可爱的领导和同事。真正让我坚定走上学术道路的转折，其实是一次偶然的出国访问经历。那是2010年由中国社科院组织的青年学者访日活动，我与50多名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全国社科院系统的青年学者一起，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这是一次让我大开眼界的旅程，不仅见识了日本的风土人情，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还让我在各种座谈交流中目睹了中日学者的风采并产生了深深的向往。其中，更是有几位后来声名鹊起的学界“大牛”。虽然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们激起了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可以说，这次短暂的日本访问是一次体验之旅、一次学习之旅，对我更是一次成长转折之旅。
明确了目标，道路就会清晰起来。我于2011年再次考入山东大学，继续跟随刘庆林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四年的博士学习，辛苦却别有滋味，也让我渐渐强化了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于翻译《国际贸易学：理论、战略与实证》一书时的日日夜夜，来自于文献研读课上与同学们的交流讨论，来自于撰写博士论文时的焦虑感和完成时的满足感。特别是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后半段时期，渐入佳境的我不断产生一些新的灵感，让我真正体验到完成一件自己最满意作品的欣喜和满足。所以，所谓灵感，应该是需要你全身心地专注一件事情才有可能产生的思想火花。于我而言，学术研究刚开始确实枯燥乏味，但当真正沉浸其中时，方能体会到其独特的魅力和味道。雷布斯说：“人生不要太多的勉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就凭直觉，如果直觉也没有那就撞到什么干什么，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因缘注定的。”第三种情形也许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因为许多机缘巧合和阴差阳错才走上了科研这条不归路。那么既然是上天注定的，何不尝试去喜欢上它。毕竟，只有喜欢，才能真正关心所研究的问题，真正专注进去，才能产生叫做灵感的思想火花。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的《以学术为业》的著名讲演中，就指出了热情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掌握方法
——学会如何学习
硕士入学的第一天，导师刘庆林教授首先向我们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性，就是要学会如何学习。这里的方法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的方面，是学习和做研究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专业的方面，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时说：“方法的得当与否往往会主宰整个读书过程，它能将你托到成功的彼岸，也能将你拉入失败的深谷。”掌握科学的方法是一切做学问者的大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庆林老师在初入学时要我们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田国强谈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另一篇是钱颖一谈方法——理解现代经济学。当时的我要完全理解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困难的，但是它让我对经济学研究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可以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去验证和充实。经济学家有一句名言：“学习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站到领取救济金的队伍里，但它至少能够让你知道为什么会站在这个队伍里。”凯恩斯也说：“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导师刘庆林教授的很多治学理念对我的学术之路影响甚大。比如，在文献阅读上，他秉持着一个有别于其他很多学者的观点，就是读经济学文献要使用倒叙法，从最新文献读起，而不是去啃大部头的经典论著。他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太快，在了解基本原理之后，就需要紧跟最前沿的步伐，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读文献应该尽可能集中有效时间，多数文献泛读，少数文献精读，将这些文献联系起来，形成对某一领域的系统认识。我在博士期间精读的第一篇文献，是Marc J.Melitz的《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这篇论文发表于2003年，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Melitz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内生到Krugman（1980）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中，探讨了贸易对产业内再分配和产业生产率的影响，模型的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最新的国际贸易现象，也将国际贸易学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微观的企业层面，因此很快奠定了其在贸易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也对我以后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博士论文《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与出口产品质量》，以及申请立项的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都是在该文章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开展的研究。说到这里，其实也带出了我在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点体会——聚焦某一领域开展持续深入研究。除了少数真正的天才，没有人能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专家，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即使有些资深经济学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但在他们研究生涯的某一个阶段，一定是重点聚焦于某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本就是一项专业化极强的工作，只有你专注于某个领域开展持续深入的探索才可能有所突破。近几年，随着社科院外部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和一流智库建设的深入推进，各类交办任务和课题逐渐增多。我觉得，在完成好交办任务的同时，一定要留出时间给自己独立的研究主题并持续深入下去。唯有如此，才不会在学术道路上迷失自我，才有可能从科研工作者成长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
融入生活
——把生活塑造成适合学术研究的方式
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学家米尔斯说，学者既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学者的生活方式是围绕做学问形成的，也就是要把生活塑造为适合学术创造的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以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冲突才产生了经济学，迫使人们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而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研究人员，首先要养成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关注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并尝试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它们。比如，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表面理由是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任何一个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都明白，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从双边的角度来谈贸易平衡问题是非常荒谬的，而且，贸易战也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贸易逆差只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的一个借口，好戏还在后面。
要培养适合学术的生活方式，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的有效分配。我觉得，学术这种生活方式的关键是保证我们有大块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保证最先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保证把最好的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最耗费脑力的事情。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难的事情，则会因人而异。而且，随着思维的深化、问题的解决，同一个学者的不同时期，同一个研究的不同阶段，最难的部分可能都不相同。这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状况进行动态调整。就我而言，我会把最好的精力留给研究工作中最难的思路构建、理论分析、模型推导等工作，而在较为疲惫或者碎片化的时间里，我会做一些不太需要脑力的程序性、操作性工作，比如搜集资料、数据录入等。经常听到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感叹，一年又忙忙碌碌地过去了，但是好像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并没有将最有效的时间分配给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将时间切成了太多碎片，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做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因此，适当排列研究和生活当中的先后顺序，是学术生活的重要环节。《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
勇于挑战
——不重复做容易的事情
很多做科研的人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时期，尽管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研究水平始终在原地打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选择重复做容易的事情。例如，新的研究只是旧的研究的重复，甚至只做一些无意义的资料堆砌。重复做容易的研究背后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也许是急于取得成果。实际上，即使仅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做难度更大的创新性研究也是更明智的选择。虽然创新的研究很难做，花费的时间更长，但是做完之后的收获巨大，那是同样时间重复多个容易的研究比不上的，这种收获不仅体现在自己研究水平的提高上，而且反映在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自信上。重复做容易的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己是否能够做出高水平研究缺乏自信。实际上，学术研究并不是只有思维敏捷和记忆力超群的人才能走的路，思维较慢的人可能更适合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即便最聪明的人，在学术研究中也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哈耶克指出，记忆困难的困惑性的头脑，也可能通过不断的思考做出创新的成就，甚至更有优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工具，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这一点也给经济学研究设立了很高的门槛，让数学出身转行经济学的人比传统经济学出身的人更有优势，也让经济学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为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数学功底不足也是我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主要短板，因此在攻读博士期间，我通过听课、自学、求教他人等各种方法去弥补这一短板，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期间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都是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利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计量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但是学术研究，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我更多地参与到院内的一些科研课题当中，其中不乏山东省内的重大应用课题，比如山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山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山东与韩国经贸合作的实践经验、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等，这些课题的历练让我在应用对策方面的研究能力有了显著增强。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我在理论和学术性研究方面的功底逐渐弱化。这种强弱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我而言，做应用对策类研究成了相对容易的事情，理论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成为了相对困难的事情，而我似乎已经习惯于重复地做那些相对容易的事情。自省！
最近几年我关注的两个重点研究领域：一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与模式选择，二是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加成定价，都属于国际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比如企业对外投资问题，随着中国近几年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以及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使得微观层面数据变得可获取，学者们终于可以运用中国企业数据来验证国际投资理论；而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成本加成问题，更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学者经验分析得出的“生产率悖论”和“低加成率之谜”，成为热点论题。应该说，在我刚开始关注这两个主题的时候，相关研究还凤毛麟角，这也是两个题目都能够顺利立项国家社科基金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由于这几年重复做容易的事情形成的研究惰性，我实际上错过了这两个主题研究的黄金时间，前沿选题已成为大众选题，创新度大打折扣。所以，在不重复做容易的事情方面，我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反思自己，也忠告各位：要勇于挑战困难的创新性研究，而不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已经得心应手的简单研究。
以上，就是我在不算太长的学术生涯中的几点体会。我清楚，在学术的道路上，自己只不过才踉踉跄跄地迈出几步，学术探索之路漫漫其修远，更艰难的攀登和跋涉还在后头。与大家共勉！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晓宁简介
1982年11月生，2007年于山东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2015年于山东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7年1月被评为副研究员。
附录：2015年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选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2.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论文：
1.“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载《南方经济》2019年第2期。
2.“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载《科研管理》2018年第8期。
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治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5期。
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载《经济经纬》2018年第3期。
5.“企业出口强度与产品质量的相互影响——质量促进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载《财贸研究》201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7年第3期全文转载。
6.“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载《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
7.“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8期。
8.“关税减让与异质性企业出口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9.“‘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研究”，载《东岳论丛》2017年第9期。
10.“依托新亚欧大陆桥深化山东对外开放研究”，载《东岳论丛》2015年第2期。
11.“服务贸易如何成为发展新动能”，载《大众日报》2019年6月5日理论版头条。
12.“探索民营经济突破发展的山东路径”，载《大众日报》2018年11月14日理论版头条。
13.“新民营经济：新在哪”，载《大众日报》2018年3月21日理论版头条。
14.“打造合作平台 提升‘一带一路’的质量和层次”，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5日。
15.“山东跨境电商发展还需迈过几道坎”，载《联合日报》2015年12月16日。
16.“精准施策供给侧改革向纵深推进”，载《大众日报》2017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