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满怀期待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理论人才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希望。培养造就更多有远大理想、优秀品德和真才实学的青年理论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历来有重视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在实施“创新工程”和“高端智库”建设中，一批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砥砺成长，已成为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充分发挥这些优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经院领导批准，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山东社会科学报道》特隆重开辟“新秀”专版，陆续推介山东社科院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成长体会，以更好推动青年理论人才茁壮成长。
云在青天水在瓶
郑 艳
毫无头绪中，拿起了笔，做一件时常会做却又甚少以这样的方式去做的事情——讲讲自己和民俗学的故事。我爱听故事，以一副旁观者的姿态乐在其中；我也爱讲故事，那些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到、听到并且不会特别直接地公开他人生活的故事——这些，是我最初也是最终踏上民俗学之路的缘由。可是，我不善讲述甚或是剖析自己，这自然不是一个有着稍许学识的人应该具备的态度和能力。只是，如果真的要讲，我更愿意自己的故事跟许多曾经听到的、别人的故事一样，寻常又异样。
从“很久以前”说起
在民间的讲述中，故事的开头总有一个模糊的时间定位——很久以前。如果三十年可以算久的话，我也准备这样开始，以遮掩实在找不到一个叙述逻辑的尴尬。
在持有“民俗主义论”的人那里，数十年甚至可以作为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可以称为民俗的时间标尺。遗憾的是，三十年前的我对于“民俗”还一无所知。虽然如此，懵懂却没有拦住我对于“博士”这个头衔的向往，纵使如今看来，这样的头衔无非也就是人一辈子诸多标签中的一个而已。况且，三十年后的我并不十分喜欢用标签去认识别人或是解读自己。
长大后要做博士，是幼时的愿望，我曾经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它的起因，最后的答案是：缺乏。我家祖辈经商，前有铺面、后有作坊的那种，经营的是些笔墨纸砚的玩意儿，若不是特殊年代的一些境况，如今怕也是能申请非遗的老字号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和民俗学冥冥之中的缘分，虽然非遗和民俗的羁绊其实并不能追溯到三十年以前。祖父自幼学习经商，走南闯北中尽显能力，将家业铺得甚大。特殊时代，他也善审时度势，用尽全部家当换来个还算过得去的阶级成分。后来，祖父早逝，父亲兄弟五个，自然是个个没有书读、没有学上。自我稍晓事理起，从父亲嘴里听到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偶然间跟朋友聊天时说到的：我想上学，可是没有条件。约是从听到这句不经意的话起，好好学习成了幼时的我既想做又擅长做的事情。
在掌握“故事形态学”的人那里，登场亮相的主人公及其后续的经历，往往与“缺乏”有关。也就是说，一旦意识到了某种缺乏，这个人便开始去寻找，寻找的过程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我的故事始于“缺乏”，却并没有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么神奇。
在“遇见”民俗学之前，我对于以后从事的职业也有过小小的憧憬——战地记者。“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真相告诉世界”，热血的人总容易被某种情绪煽动，然而理智会告诉你，有些选择，肆意不得。但携着这样的愿景，在采览各地（从战地扩散而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我转角遇到“爱”——实在是醉心于那些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民族中人们信以为真的祖辈历史，很想亲自去听听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生活。彼时，我曾经简单地以为，这种对于游走的追求源于喜好自由的性格。直到后来，年逾花甲的父母也开始了走南游北的日子，并一度自驾去了俄罗斯，我才恍然大悟，血里有风、血脉相承，这是一件更为久远的事情。
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
在民间的讲述中，故事的主人公一旦开始了追寻，总会遇到三次甚至以上的考验——学术一点的概念叫“三叠式”，其实也就是些许波折而已。我不是一个爱做选择的人，很多事情都非常随意，可一旦做出了选择，也颇有些撞破南墙也不回头的劲儿。认定了民俗学这个方向之后，我开始了辗转南北的求学之路。路上风景甚好，有坎儿也有桥。
求学的第一站是上海，慕名而去，为了我的第一任导师——程蔷先生。大学时，她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是我在图书馆里长期“霸占”的一本书，从来不知道原来看似不起眼的民间传说里居然嵌着那么多的“道道”，总想着自己也能从那些再平凡不过的讲述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来。程先生身体不好，尤其眼睛，无法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返聘后几乎只带研究生。在入学三个月后的师生双向选择中，因为我呈上的一篇文章（虽然它很是稚嫩且讨论的是人们甚少关注的“扫晴娘”），她招我入门。得之，甚幸。程先生并不授课，到校时间寥寥，她恐我懈怠，便安排我去听董乃斌先生的课。此时，我才明白这对令人敬仰的学术伉俪如何能够合作写出《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这样的书。与程先生的见面通常都在她的家中，除了她的悉心教诲，记忆最深的还有每次去向董先生问好，他都是从埋着的数十本书中抬起头与我说话。程先生不仅钟爱学术，也很擅长创作，加之对于民间叙事的规程了然于心，她创作的小说和剧本都深受好评。我入学一年后，她的身体又出现了些小小的状况，很想专心创作，便向学校提出不再接收学生，只让我提前攻博，然后带到我毕业为止。遗憾的是，当时学校对于提前攻博的时间规定稍显死板，这件事未能达成。程先生略有性情地立即拒绝了继续返聘，并将我托付给自己非常信任的一位民俗学专业老师——他便是我的第二任导师，黄景春先生。
黄师出身训诂，治学和教学的态度都甚是严谨。我入门后，随堂任务便是校读各类文献，着实把基础扎得更加牢靠。黄师虽以文献起家，但是一向不愿意我们疏于田野，几乎每个学期都会带着我们奔走。当然，在民俗的广域中，他自己更偏爱民间信仰的部分，所以少不了去的便是大大小小的庙宇，这样的田野也让我的关注点开始从口头讲述延向信仰世界。在览读文献和往来田野的过程中，我对精怪故事起了兴趣，遂将其选做毕业论文的方向。黄师嘱我不要铺得太广，以小见大为好，但是一定要拥有足够多的材料。为了这个目标，我痛并快乐着。痛源自对“足够”的“较真”——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我。而快乐，则是因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和选择的方向，我能从其中获得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快乐。比如，读书或是写东西时，我总喜欢打开台灯，觉得有一束光照着，会让我更加专注。而做精怪故事时，我时常会想象在这束光下，有一个小精灵在跟我对话，神秘又有趣。临近毕业，黄师知我有继续深造的打算，本想留我，可很多时候还略显稚气的我实在是苦于江南冬季太过湿寒的气候，执意回归北方。于是，黄师将我推荐给了自己十分赞赏的一位民俗学老师——他便是我的第三任导师，萧放先生。
与萧师相识的初始阶段并不圆满，这与我的性格有关。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极怕给别人（尤其是并不熟络的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从报考到录取，我自己并没有跟萧师进行过更多的联系。于我，总觉得好好准备考试便罢，除此之外的事情是在耽误他的时间，而于他，长时间隐而不露说明这个人或是兴趣不大，或是没有礼貌。庆幸的是，萧师人好，即便是在疑虑之中，还是招我入了门。我的想法和他的疑虑，也是在入门半年后，才互相了然。由于是半路投奔而去，萧师自然并不十分熟悉我的长处与缺陷，好在他心中有着太多可资探寻的方向。斟酌数度，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喜欢竹枝词吗？要不做这个吧。这类文献在民俗学界有些特殊，不是特别典型的民俗志，但是很有趣，值得好好梳理一下。那时的我，其实脑海里只装着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可是，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便一口应承下来，又有些冥冥之中的感觉。依稀记得，应过之后跟曾经同窗的友人说起，她悠悠地丢过来两个字：神往。现在想想，如果只是神往，路大概要好走得多。常常有人说，这辈子做的最艰难、最讲究但也最踏实的学问应该就是博士论文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大抵无需赘言，只消拎出一件小事：我一直苦于使用电脑时无法思考，所以无论读还是写，唯有纸笔在手才能安心。约有三十万字的论文，便是我一字一字手写出来又输入电脑的，这件事因为我总是拿着鬼画符般的草稿跟萧师讨论被他发现后着实“嘲笑”了一番。然而，时至如今我依然保留着萧师读完初稿时给我的修改意见，满满一页纸，也是手写而成。
其实，有些坎儿是桥，过了才知道，只是有的时候，可能要过很久才知道。经历永远都只会是收获，无论幸的还是痛的，就像撒下的种子，或许就在某天开出美丽的花儿，灿烂整个春夏。
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民间的讲述中，很多故事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着相似的套路，却也有着不同的细节。比如，众所周知的“灰姑娘”——在德国，她叫辛德瑞拉，丢下的是一只水晶鞋；而在中国，她叫叶限，丢下的是一只金履。
其实，每个进入民俗学专业的人在“田野”里的故事也像这些民间的讲述一样，有着相似的享受与遭遇，却也有着各自的欢喜与苦楚。在很多不了解民俗学的人（包括还未曾进入民俗学专业的我）看来，“田野”总披着一层美丽的纱，仿佛所有的“诗与远方”都在其中。事实上，“田野”更像是一个梦，入睡之前，我们永远都猜不到自己会梦见什么。
独立做田野这件事大概是入学之后每个热血青年的目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自然也不例外。没敢舟车劳顿，我们选择了离校园不远的一所尼庵，终日大门紧闭，香客一般敲门应得才入。虽然我们都没有把握完成一个关于信仰的、像模像样的田野案例，但总觉得只要能跟某个尼师聊上一聊，就算是我们的胜利了。然而，有时候打击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难以接受，我们甚至没能敲开那扇门，应门的尼师只听得小伙伴一句“开场白”，便将我们拒之门外了。事后，我们将这个失败的故事讲给了老师听，他丝毫不意外，因为熟知住持的脾气，小伙伴那句看似不痛不痒的话，其实本就是颗炸弹，炸毁的是我们关于“田野”的第一个美梦。“田野”这件事，除了充分的准备和娴熟的技巧外，首先需要的便是放低姿态，无论所在的学科有多特殊，我们进入或者打扰的都是别人的日常生活。
当然，有时候即使卑微到尘埃里，也未见得等到花开。大概两年前，陪我的小伙伴到晋城做田野，她做“祭祖”多年，累积了相当多的个案，可就像之前说的，民俗学的个案大概永远没有“足够”这个程度，我们不是在去做田野的路上，就是在找寻可以去做田野的地方。这次“田野”，准备相当充分，可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在田埂上等待，在临时搭建的戏台下等待，在广场的秋千上等待，在院门口的青石板凳上等待……一直等到我们踏上归途。“田野”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而这次等待的人，出尔反尔又磨磨叽叽。一年以后，也是在这个村子里，我本是随机采撷，却碰巧遇到了想要调查的事项。于是，在没与田野对象进行任何提前联系的情况下，我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关于诞生礼的调查。事后，我半开玩笑地跟一起在这里坐过冷板凳的小伙伴说：吃多了闭门羹，总会遇到鸡蛋灌饼的。——所谓的鸡蛋灌饼，当地人称为“油旋儿”，是诞生礼上主家招待亲朋好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吃食，我有幸吃到了这个诞生礼上“诞生”的第一张鸡蛋灌饼。“田野”这件事，永远需要准备得细致而周全，但是，永远也不要期望“田野”会按照准备的计划进行。
既然说到了吃食，“田野”中我个人至今无法克服的困难则不得不提。其实，自小挑食这件事已经算不得什么，毕竟只用面包、饼干充饥这样的吃法我从上学泡图书馆时就已经习惯，我所谓无法克服的困难有关于酒。小酌怡情，这个大概每个人都晓得并实践过的休闲方式在我这里是一场可以引发大面积红痒状况的“灾难”。在个人的生活中，不能饮酒这件事虽然会少了很多乐趣，但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困扰，毕竟乐趣有很多种，再寻些其他的便好。但是在“田野”中，不能饮酒则如同丢掉了一把可以打开很多人心门的钥匙——里面装的是他们更为隐蔽的故事和认知。我有一位非常敬爱的女性老师，烟酒皆沾，她说那是从“田野”里带来的烟火气。我羡慕她的体质，也佩服她的勇气。
归根结底，“田野”最需要的还是勇气。——这曾经是我没有想到的个人技能之一，毕竟学习民俗是我于战地记者之后退而求其安全的选择。“田野”中的勇气，有时候是因为需要改变，也有时候是因为面临危险。在我的记忆之中，最害怕的自然是第一次走山路，乘坐的是城乡小巴，我偏偏没有经验地选择了前排靠窗的位置。车子盘旋于狭窄的山路之上时，眼之所见皆是峭壁，司机师傅仗着丰富的经验，只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不是拿着烟就是打着电话，一路之上，我每时每刻都想冲他大声吼叫。如今，再走这样的山路，我也只是戴上耳机、闭上眼睛而已。想来后怕的还有一次搭车的经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田野”并不具备公共交通，搭车或是徒步是仅有的选择。马车、牛车、拖拉机等“车型”自不必提，由于“田野”中会习惯性地忘记性别这件事，所以我和我的女性小伙伴们搭车时也会习惯性地忘掉可能遇到的危险。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的，好在，世上还是好人多，很多危险最后都转危为安。再看看其他游走的小伙伴们，有为了调查葬礼日夜守在棺椁旁边的，有突遇大雪封山而不得不一个人住破庙的，还有在巫蛊之风盛行的地域因为偶然事件被视作“不祥之人”的……“田野”中，我们总想象或者总想要自己成为“超人”，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一个精心计划后“闯入”别人生活的普通人。
“田野”充满未知，但它永远真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田野”变成任何能想象得到的样子，我们只是怀着最大的勇气和敬意去观察、聆听和记录那些本就属于别人的故事，并期待着他们可以因为我们的“闯入”而更加了解自己的生活。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在民间的讲述中，总有一个“上帝”（或者更严谨一点儿说，应该是“老天爷”）般的存在，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无所不能。据说，相对成熟的讲述者们极少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所以会有“上帝视角”与“凡人视角”盘根错节般的对垒关系。民间的讲述者们恐是不懂得这些技巧所谓的“概念”与“学理”，他们只是认真地讲故事而已。
回到“很久”以前那个关于“缺乏”的故事开头。如果说幼时的我因为某种需要而开始了寻找，那么从民俗学中，我找到的不仅仅是自懵懂无知时便开始期待的学业而已，我甚至找到了自以为舒适的学术信念和生活态度。这种信念以及态度缘于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在他的认知里，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历史的传承，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有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也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念。所以，当我们进入甚至是研究别人的生活时，必须要摆脱自身所秉承的文化甚至是道德标准，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去观察或是记录。我不是上帝或者老天爷，不具备通晓一切甚至评判一切的能力，我所能做的或许只是记录与阐释。换句话说，如果能够相对客观地（虽然这个词已经是我尽可能采用的最为严谨的说法了，但事实上我对所谓的“客观”仍持怀疑态度）描述和阐释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是我能做到的、也是最想做到的事情了。可这件事有时候也许称不上研究，或是因为它小到不被重视，或是因为它散到没有条理，又或是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结论（而我的思维困境便在于我为什么或者凭什么能够干涉甚至指导他人的生活）。对于这样的境况，我非常理解并接受。但很多时候，我依然愿意做些没那么“学术”的事情，因为它让我个人感受和讲述的民俗更倾向于它的内容本身，琐碎而有温度。
不断地提笔与搁笔之中，到了可以暂时结尾的时候，也就不再纠结于我是否如自己钦佩的民间讲述者们一样，能够把故事说得有套路又有意思了。事实上，在准备这个甚是自我的故事期间，我恰好在读《今日简史》，用另外一个视角和话语体系去看待和剖析故事的人说：如果真想了解自己，并不该相信心中以事后之明整理消毒过的那些故事。——写者也觉痴，无味权当味。那么，就以一首很喜欢的歌结束这个迄今为止的故事，自省且自勉：
蓝天依然 白云散漫 放眼世间 蒸腾一片 信仰欲望 花落草长
若说云烟 也非过眼 眼前彼岸 何止无边 纠缠解脱 与之何干
总有先贤 化星闪闪 可我宁愿 灯火为伴 举头望月 月已不见
跋山涉水 看不见 命如山 运似轻舟 世间沧海
——李健《沧海轻舟》
郑艳，1982年5月生，201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2015年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被评为副研究员。
附录：入职山东社科院以来的部分学术成果
专著
1.《西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民俗学视角下的竹枝词研究——以京津竹枝词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论文
1.《三羊开泰：羊与中国传统礼俗》，《紫禁城》2015年第1期
2.《城市日常生活与民俗文本记述——以北京竹枝词为例》，《北京民俗论丛》2016年第6期
3.《竹枝词的发展历史及其民俗学价值探析》，《东岳论丛》2016年第8期
4.《二十四节气探源》，《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
5.《煮雪烹茶，剪一段春色作画——探寻昆曲之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4日
6.《人生礼仪传承与社会关系构建——山西省闻喜县诞生礼的个案调查研究》，《中国文化论衡》2018年第2期
7.《也羡鸳鸯也羡仙——闲话七夕节》，《光明日报》2018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