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姣，1982年12月生，201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5年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被评为副研究员。
昨夜秋雨敲窗，今朝北国的秋已悄然而至，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然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深知为学不易，不敢奢谈什么学术成就与感悟。只是随着年龄的痴长，“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王国维先生的这两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思来想去，我决定从此入笔，把这些年来自己的“悔”与“疑”付诸笔端，以此来记录自己曾经趔趔趄趄的求学之路，并藉此感谢生命中所有的相遇。
一、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说来惭愧，上大学之前我对历史几乎毫无兴趣，彼时的我满脑子做的都是鲜衣怒马、快意恩仇的文学梦，孰料阴差阳错间，我却误入历史系。犹记得开学典礼，时任系主任的卫崇文老师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世间之物，大抵离的越近看的越清，可惟独历史，只有离得越远才越接近真相。”这番讲话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我更没有想到未来将会和卫老师走上同一条道路。
卫崇文老师是赵世超先生的高足，师承王国维大师。大二那年，卫老师给我们开设了一门“历史文选”的课，第一节课他讲的是甲骨文。时至今日，我仍能想起黑板上那个大大的“ ”（子）字，他声情并茂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字的来源：“这是一个象形字，是小孩子的形状，因为小孩头大，所以书者特大其首。”也就是这个字让懵懂的我见识了文字的魅力，不经意间也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先秦史研究的大门。
整个大学期间，虽然历次成绩还算不错，但我深知自己知之甚少，且多为皮毛。大三那年，几乎是一个瞬间，我决定考研，但当时限于各种条件，获取的信息极其有限。当我获知系里的仝建平老师正在陕西师大读硕时，我欣喜若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素不相识的仝老师的电话，仝老师却善解人意的对我说：“你还是个学生，打长途太贵了，考研这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过几天我回去，到时你来我家里就好。”随后我从仝老师处获悉了大量的考研信息，包括历年的考研真题、诸位导师的研究方向乃至喜好。印象中尧都的天似乎总是灰蒙蒙的，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是“霾”，且是重度，但在当时却丝毫未影响到我的信念，我终日穿梭在宿舍、食堂、图书馆间，如饥似渴焚膏继晷。仝老师的鼎力相助，加之自己的努力，我最终如愿考入陕西师范大学，那是2004年。
作为十六朝古都的西安，有着历史长河中的璀璨过往，我始终坚信她值得每一位国人留恋，更遑论历史学出身的我。陕西师大虽僻居西北，但历史学院却涌现出以史念海、黄永年、斯维至、朱本源等为代表的一批成就斐然的专家学者，可谓群星闪耀，是史学界公认的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一方重镇。从三晋大地到古都西安，是一条并不遥远却对我意义非凡的求学之路，那年9月，我如期来到陕西师范大学。
我的硕导臧振师出身北大，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生性温厚达观，是《诗经》里“温其如玉”的君子，更是师大学子眼里和蔼风趣的“臧爷爷”。侍师三载，先生奖掖后进、提携后学之恩至今仍令我感动不已。2005年秋我陪同先生参加“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这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尽管囿于当时的学识我并没有提交学术论文，但就在那个大会上，我有幸目睹了多位前辈大家的风采，粗浅地获悉了学术前沿动态，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且初步确定了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
倏忽之间，三载即逝，我谢绝了学院硕博连读的盛情，带着师长的期冀再次启航。负笈北上、问学南开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南开大学不仅是周总理的母校，而且大师荟萃、灿若星空，扎实严谨的学风更是代代相传。我的博导朱凤瀚先生在先秦史、甲骨、青铜器、简帛、考古学等诸多领域著作宏富，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大家。犹记得十多年前，我冒失地给先生发去邮件联系考博事宜，原以为多半会石沉大海，却没想到不到一周就收到了先生的回复。在信中先生不仅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还直接告之其电话，以备我不时之需。先生的邮件令我喜出望外，更令我感动不已。
后蒙先生不弃，得以忝列师门。彼时先生已执教北大，为了亲聆先生的教诲，我和同门多位师兄弟姐妹每周奔波于京津之间，为了节省开销，即使总是披星戴月，却也不改其乐，我很怀念在南开求学的那些日子。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尤其体现在对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每次从先生处取回修改过的稿子，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每一页稿子都密密匝匝，若干章节更是出现多种颜色的笔迹，很显然先生曾反复修改，至于绪论和结语部分更是九易其稿，整篇论文大到结构框架、核心观点，小至遣词造句、标点句读无一不倾注了先生极大的心血。先生治学严谨令后学钦佩，在浮躁趋利的当下无疑是一股清流。
然而，博士毕业后为了留津，我曾一度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削足适履地开始做一名思政课老师。当生活趋于平淡之后，我开始变得不安，甚至焦虑，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思虑再三，我决定继续进站做博士后。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西周时期的南国，由于古人并未有今人之严格意义上的疆界观念，所以当时的南国还包括了西周王朝的部分东国区域，于是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接触了大量的海岱地区的材料。
考古学始终是以“文史见长”著称的山东大学的一个王牌专业，历史学院的方辉先生一直是我非常仰慕的学者，2013年经朱先生推荐我终如愿追随方老师开始了我的博士后研究。我的初衷是想向方辉师系统地学习考古学，增强更多的田野实践，以期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视野，但方师考虑到我的前期积累，加之博士后研究时间紧迫，建议我继续先前的研究。整个博士后期间，方师对我关爱有加，不仅关注我的学业，而且还特别关心我日后的发展。我常常会不经意间忆起数年前方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人，我都会推荐你。”每忆及此，除了感动，我知道唯有努力才能不负师恩。
回顾求学历程，我的脚步曾走过三晋大地、古都西安、渤海之滨、齐鲁之邦，从懵懂无知、浮光掠影至略窥门径，需要感激的人远远不止上述提及的诸位师长。他们中无论是已卓然名世的大家，还是尚在盛年的学术骨干，都毫无例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奖掖后学当成最大的乐事，当做最大的享受。这些年来，我每一点的进步都蕴涵着学界师长对后进无私提携的真诚。在我的心里，他们就像一座座山，但绝不是那种高山仰止令人望而却步的山，而是你在或者不在，他们都一直守望着你的那种山。
二、三代直道 吾犹及之
从本科开始，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先秦史，通俗的讲即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这段历史又分为两个阶段：史前史与夏商周（含春秋、战国）三代，当下的研究多侧重于后者。较之断代史的其他研究方向，这段历史无疑是跨度最长的、难度最大的，其根本原因即如清代大儒顾炎武所言“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这种感慨在春秋末孔子时既已如此，故孔子言其能言夏礼、殷礼，然杞、宋不能为之徵，乃因“文献不足故也”。
与汗牛充栋的后世史料相比，先秦文献不仅匮乏零散，且历经千年的辗转传抄，文字会有脱落、讹误，甚至内容也会被增补、修改，所以从史料学角度而言，对先秦文献史料的校订、考辩的工作即要比其他诸史艰巨得多。幸而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证经补史”的出土材料。考古学和历史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中国考古学从最初发展时刻起，即与历史科学联在一起，中国文献史学携手考古学前行，是中国历史学发展之自然而又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条道路一旦开始，就未有休止。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所以研究先秦史的学者不仅要熟悉文献，还要掌握一定的田野考古知识，最低要能看懂考古报告，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学（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及战国时期简帛、陶文、玺印、符节、钱币等）的专门知识，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音韵学、训诂学的知识，为了能正确判定青铜器铭文及其他古器物上铭文的年代，也需要有青铜器等古器物方面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器型学）。再有，中外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在一定前提下也可兹参照比较。换言之，先秦史的研究早已不局限于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而是进入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时代。
先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特性，但勿庸置疑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具有很多的普遍性。现结合这些年来自己粗浅的感受，谈几点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还有自己的一些疑惑，以就教于各位同好。
其一，题目的选定。一个好的题目对论文的重要性勿需赘言，论文题目的选定或有两种：一是亮明观点，开宗明义；二是探索性的写法，娓娓道来。愚以为，如果是一篇小的文章第一种题目可能好些，若是博士论文或专著似以第二种写法为好。但无论是哪种写法，都要尽可能前后一致、不急不缓中循序渐进。
其二，学术史的回顾。《逸周书·尝麦》言“夫循乃德，式监不远”，即谓继承前人的成果，为当下研究提供鉴戒。作者在撰写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应该占有大量的资料，尽量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从宏观角度对学术界在该问题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进行评述。这部分的撰写应立足丰富的材料，切忌简单的资料堆叠，使其流于形式。
其三，框架的构建。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创新，要浓笔重彩，不厌其细。对于前人的成果，要客观概述。我的导师曾言，文章的框架如同一副中国画，近处是芦苇、客房，窗外有小船儿；远处是淡淡的但轮廓分明的连山；中间是烟波浩渺的水面。用力之处是近与远，中间可以轻轻带过。启功先生说：写作中国画儿，笔画儿要做到：密，则密不透风；疏，则疏可走马。
当然以上所列远远不可能涵盖科研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与迷惑，而此问题的明晰非大家莫能窥其究竟，我的悖言乱辞大家姑且听之。
三、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2015年9月我如愿入职山东社会科学院，彼时院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和所里“传、帮、带”的浓厚科研氛围，使我很快融入这个大家庭，并且喜欢上了这里。俯仰之间，已然四载。在各位领导及同仁的关爱帮助下，无论是为学抑或是为人我都成长了许多，今略揭数端，向各位领导及同仁汇报如下：
如何运用出土材料来“证经补史”，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多年来的研究重点。2016年7月我发表了《西周时期的淮夷及相关族群》一文，愚认为淮夷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并非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经周公东征和齐、鲁分封后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两岸的东夷分支。而与之相关的“南淮夷”主要是指西周中期遭受周人重创后，再次南迁至淮河南岸的淮夷分支，而所谓的“南夷”盖为南方之夷的总称，应涵概淮夷、南淮夷在内。这些异族的称号皆非具体部族之称，而是在特定时期散居杂错的“小大邦”组成的族群，他们在联合对抗周人的过程中，过去区别彼此，强调差异的记忆逐渐淡化，甚至被有意识地遗忘，而承载彼此联系与亲缘关系的记忆则不断被强化，成为联系彼此的集体记忆。随着成员间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不断加强，他们也从周人那里获得了自身作为一个与其对抗的整体意识。此文发表不久后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转载，产生了一点影响。
对出土材料的关注，我不仅限于新近出土材料，同时对传世器也有浓厚的兴趣。也簋，据传1931年出土于洛阳，原为刘体智旧藏，现藏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博物馆。考虑到此器的形制、纹饰，时代应为西周早期。该簋仅存一盖，盖铭奇诡高古，虽经诸多先贤考释，仍有疑义。2017年4月我撰写了《也簋铭补释》一文，在此文中我提出簋铭所涉的“吾考”中的“吾”并非学界通识的人称代词，应为“考”的修饰词，“吾考”是美称;“沈”亦非国邑封地之名，应为“子”的形容词，从而得出也簋的族属并非“汉阳诸姬”之沈器的结论;“ ”即“ ”，是一种在宗庙或宗庙中的大室举行的重要祭礼，只有周王才能举行。此祭必行于老王去世后，新王继位之时，即新王即位之初。若此说成立，无疑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铜器断代标准，这将对整个西周历史的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静方鼎、甗、京师畯尊等铭文的出现和湖北随州羊子山、叶家山西周早期鄂、曾墓地的问世，特别是与昭王南征密切相关的鄂、曾两国地望的确定，为我们钩稽补苴典籍的缺佚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一文正是在这样的机遇下完稿的。昭王南征古今盛传，其南征的路线或为：成周（洛阳）→上侯（偃师）→方（叶县）→唐（唐河县）→邓（襄樊）→曾（随州）→寒（孝感）→汉中州（汉水）→相（湘江）。尽管昭王南征的结果不仅“丧六师于汉”，而且周王也因此殒命，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南征是失败的，昭王的两次南征是西周军事力量同南国诸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王朝早期南国经营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周初的周公东征是为了稳固新生政权被迫应战的话，那么周昭王的二次南征则是一次主动出击的扩张战争，它为西周早期的扩张史划上了一个并不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宣告了西周早期扩张时代的终结。
在申请课题方面，立足于我的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我主持申报的“西周王朝经营南国史事考”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周时期的‘东国’与‘南国’研究”获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立项。西周时期的东国乃至南国问题始终困扰着历代周王，特别是西周中、晚期王朝更是疲于应付。近年来南方地区考古取得的不凡成绩，特别是2007羊子山噩国墓地和2011年叶家山、文峰塔及郭家庙曾国墓地的先后发掘，为我们深入研究西周时期周人所称的“东国”“南国”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有关“东国”“南国”政治地理性质的研究，是西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的明朗化，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西周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及与之相关的早期国家形态，有助于了解西周王朝的经济政策与民族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正确阐释当时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先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冷门，此类项目的获批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学术能力的肯定，同时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我还积极参加院里、省里、国内外的举办学术会议与相关培训，在学习和交流中不断汲取最新的科研动态，充实自己的科研成果。为了引导广大中小学生了解人类优秀文化，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自信，我撰写了《博物馆里的中国》系列丛书之《揭秘消逝的文明》一书，尽管这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物，然而想到孩子们那些纯真的眼睛，在撰写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想对得起“历史”交在我手里的这支笔。
以海岱地区为核心地域范围的东夷先民创造了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东夷文化，海岱地区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早期国家、民族形成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临沂莒南大店曾出土莒叔仲子钟铭“央央雍雍，闻于夏东”，以此表明了春秋时期本地区对于中原华夏族文明的认同，这些均是五千年东夷文明发展文脉的极好标示。山东号称“齐鲁之邦”，然有关齐国、鲁国的早期历史乃至之前辉煌灿烂的东夷文化，相关的研究仍处于十分薄弱环节，幸而大量的出土材料的问世，为我们厘清这些历史提供了可能。或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破知历史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敬畏最大限度迫近真相，古语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将为之努力终身！
附录：入职山东社科院以来的部分学术成果
论文
1.《缅怀敬爱的王恩田先生》，《中国文物报》2019年7月19日。
2.《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期。
3.《也簋铭补释》，《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4.《西周时期的淮夷及相关族群》，《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6年第8期转载。
著作
《揭秘消逝的文明》，新蕾出版社，2016年。
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周王朝经营南国史事考
2.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西周时期的“东国”与“南国”研究
